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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政府驻广州办事处副主任田月生被杀身亡。与他相处了二十年的同事阎一健，因不满田月生对其违纪行为的批评教育，在办公室拔刀将其杀害，另外三位同事被捅伤。据介绍，阎一健多次打架，脾气火暴的他，工作能力很低，难以相处。在多次干部考核中，都是最后一位。单位只好把他当闲人养起来，每个月给他四五千块钱工资。(7月31日《广州日报》)
凶手阎一健因琐事多次殴打他人，不满领导批评，连捅四名同事，致人非命。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但是该案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凶手与被害人之间并无深仇大恨，他为何连捅四人，酿下命案?报道给出了部分答案：“阎一健被同事形容为‘刺头’。生性火暴的阎一健脾气古怪，一言不合即动人打人，因一点小事就要骂人。同事们均对其相当畏惧。为此，单位只好把他当闲人养起来。领导给他按照技术职称定了副科待遇，每个月给他四五千块工资。阎一健做什么事情，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求他不惹事情。
如果说凶手杀害朝夕相处的同事是该案的一个看点的话，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领导对一个惹是生非，工作能力低下的公务人员，毫无办法，花钱养“闲人”，更是令人匪夷所思。众所周知，在服务行业，员工表现不佳，将面临十分严厉的处罚，有的雇主根本不会给员工第二次机会。相比之下，一个胡作非为的公务员“闲人”，就可以安享四五千元的工资，反差强烈。领导如此“善待”低素质公务员，不仅显示不出宽宏大量，而且充满姑息养奸的权力怪味道。政府用人充满计划经济色彩，广大纳税人的钱用来供养这样的“闲人”，让公众舆论很受伤。
《公务员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公务员在年度考核中，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称职予以辞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务员法》并未得到认真落实，公务员辞退比例明显偏小。公务员仍是公众心目中最“保险”的职业。据原人事部统计，从1996年实行公务员辞职辞退制度以来，到2003年共有19374名不合格公务员被辞退，平均每年不到2500人，辞退比例为0.05%，远远小于企业员工5%到15%的淘汰率。阎一健多次干部考核倒数第一，工作能力极低，每天只用打卡，不用上班，仍然享受副科待遇。就是公务员职业“保险”的一个佐证。
公众一直期待规范公务员退出机制，提升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但是公务员只进不出、只上不下的“保险箱”并未打破，公务员退出机制并没有真正运转起来。就拿公务员考核来说吧。公务员年度考核，多在本单位内部进行。公务员个人述职，同事评议，然后确定等次。大家在一个单位共事，抬头不见低头见，即使有人工作不称职，也没人愿意得罪人。“走过场”、“填表盖章”往往成了机关一成不变的年度考核模式。单位领导除了对“优秀”要动一番“脑筋”，搞“轮流坐庄”、平衡照顾外，其他公务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称职”等次。不要说没人被评为“不称职”，就连“基本称职”等次也鲜有所闻。尽管阎一健每年干部考核排名最后一位，领导、同事对他意见很大，但是领导并不愿意公开宣布他不称职，更不用说辞退他了。这或许就是官场潜规则吧。由于没有完善的配套制度做支撑，公务员辞退制度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实际上成了银样镴枪头。特别是像政府驻外办事处这样的机构更是天高皇帝远，根本没有多少监督可言。
从这个角度讲，山西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那场血案，不仅是一起刑事案件，而且揭开了公务员制度的诸多病灶。公务员考核由程序正义向实体正义转变，畅通公务员制度出口，十分重要。在这方面，公共行政管理专家丁煌的建议值得听取:“改变单纯向上负责的行政工作模式，引入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绩效评估主体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对地方政府，主要应由服务对象、社会机构等多方参与评价。如果服务对象与公众对公务员考核拥有评价、考核权，且考核意见受到重视。不仅像阎一健这样的“刺头”不会继续当“闲人”，公务员退出机制也会获得制度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