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2000年公布的编制信息，广东此次公布的编制方案有15个部门的编制由一共1092人增至1627人，增幅为49%；处级干部编制增幅为36.2%。
历次机构改革虽然都在强调公务员队伍的精简，但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却已无可救药地陷入了“膨胀——简精——再膨胀”的恶性循环，而且循环的周期越来越短。现代政治改革普遍强调政府职能的转变，强调精简与效能，但吊诡的是，在我们这个国家，捧铁饭碗的人却越来越多。
有关数据显示，平均每次机构改革，财政都要增加15%的开支，中国公务员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此前，曾有专家预测，在未来几年中，公务员将严重超编。无论是此前的湖南溆浦县“押金门”，还是今天的广东超编事件，都在印证着专家们的推断。
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公务员在轰轰烈烈的改革中没有受到根本性冲击？为什么公务员的利益能始终岿然不动？事实上，这个问题很好解释：其一、中国的改革进程本身就是由政府主导的，是一种内发型改革。政府主导就意味着公务员主导。在此过程中，不管如何改革，公务员们都会下意识地维护自己的“团体利益”。这就使得公务员系统具有相当程度的封闭性，形成一种强大的“利益堡垒”，外围的力量根本无法渗入公务员的利益空间，更遑论根本性改革。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长期以来一些政府部门存在着擅自增设机构、超编进人、超职数配备官员的现象，虽经不断清理，但清理得不够彻底，甚至“死灰复燃”。
其二、30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空前的成果，但公民权利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其突出表现是，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普遍乏力。以公务员制度改革而言，普通公众对这一改革，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一级政府到底要设置哪些部门？一个机关到底要配置多少工作人员？每个人员的薪酬标准该是多少？普通百姓根本没有说话的份。这就导致政府部门自说自话，想怎么配置就怎么配置，想招多少人就招多少人。
公务员超编，不仅有违国家公务员编制管理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对国家公共财政的侵占，是对纳税人税款的侵吞，也是对国家公权力的践踏。它将增加百姓的税务负担，降低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
要消除公务员超编现象，有必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其一、将公务员超编，列为法律严打对象，甚至可以考虑上升到刑事追究的高度，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因为公务员超编，本质上是对国家财政资金的侵占，是对纳税人税金的侵犯；其二、加强人大监督，各级人大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理当担负起“看守”职责，从预算、决算等方面看守住纳税人的钱袋子，只有卡住了钱袋的口子，政府部门才不敢盲目、无度超编；其三、建立公务员队伍的正常退出机制，这是当下最为迫切的。现代社会不应当允许铁饭碗的存在，因为它将严重扼杀国家机关的创造力，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