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负责人说，对填湖行为的处罚标准也是个问题，一次填湖不论面积大小，最高罚款限额5万元，而填一亩湖的土地可以卖到几十万元，巨大的利益驱动和低廉的填湖代价，让填湖行为屡禁不止。“如果发生填湖行为，我们一般会要求责任单位整改，填多少挖多少，如果责任单位拒不整改，我们也可按规定代挖，但代挖的成本远远高于填土的成本，市水务局也拿不出钱来代挖，所以，很多时候湖泊被填了也无法还原。”
10．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在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上说，我国的湖泊治理除了依靠工程技术外，还需要构建非政府组织、公众参与体系，由于缺乏非政府组织、公众的参与，湖泊水污染的控制比较被动，导致治湖过程中政府与居民、农民与企业间屡屡发生摩擦，而且是边治理边污染，影响了治理效果。
20世纪80年代末，武汉的内沙湖周边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由此产生的大量建筑垃圾和和生活垃圾都强迫“喂”给了内沙湖。武汉市洪山区水务局一退休干部介绍：2004年12月，当时内沙湖已经有专门的人24小时轮班把守，有一天晚上下雨，值班的人“偷了个闲”，结果内沙湖一夜之间倾倒来的垃圾多得令人惊诧，更为严重的是，附近有些村子甚至把“填湖经济”纳入村里的规划当中，内沙湖面积从最早的1275亩缩小到1994年的600余亩，而如今只有119.85亩。
11．国内知名湖泊治理专家，国家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张研究员说，一谈到湖泊治理的投资，人们习惯性的想到修建污水处理厂，然而修建污水处理厂并非治理湖泊富营养化的金钥匙。“现实当中，一些污水处理厂在建成之后，却并没有正常运转，而被企业用来应付领导检查。”
2009年11月4日举行的湖泊保护与两型社会建设专题论坛上，一位专家语出惊人，武汉市污水物COD（化学需氧量，是判断水质量的重要指标，化学需氧量越大，水质越差）排放有61%来自畜禽养殖，养殖饲料添加剂中含有大量重金属，这些重金属大部分都不能被吸收，而被排泄到环境中，比如猪粪中铜和锌的排泄量占总微量元素排泄量的95%以上，万头猪每年要排放100多公斤的砷，严重污染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目前，武汉市莲花湖、西湖、北湖、菱角湖等25个湖泊仍在进行经营性渔业养殖，湖北许多湖泊周围也有养猪场、奶牛场及养鸡场，饲料投放，动物粪便随意排放的残留氮、磷等有害物质流入水中，加重了湖泊的污染，而大部分农民和相关企业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2．如何治理湖泊？2009年底中日韩三国孩子给出了不同答案。每个国家派出2-5名中小学生代表，中国的5名学生分别来自甘肃、湖北、广东等地，主持人给出了8种行为，请学生选择对治理你家乡湖泊最为关键的一个建议，八种行为分别是：增加鱼类和贝类，戏水和游戏，减少垃圾，避免出现蓝藻和水华，增加芦苇地，提高水质，了解湖泊知识，传递湖泊优点。中国学生选择“减少垃圾”，理由是有很多居民将垃圾往湖里扔，直接导致湖水被污染，韩国学生选择“提高水质”，表示水质好了后就能恢复湖水的生态平衡，湖泊当然也就给治理好了，日本学生选择“传递湖泊优点”，认为若有更多人知道湖泊的优点，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湖泊的队伍中来，现场带队老师认为，三种答案并无对错之分，对中国孩子来说随处可见的乱扔垃圾现象是造成湖泊污染的最重要原因。
13．2004年江西省通过了我国省级第一部保护湖泊湿地的地方立法——《江西省鄱阳湖湿地保护条例》。在江西省湖泊湿地保护、利用、管理的政府行政职能部门、新闻媒体以及专家学者的共同倡导下,江西省成立了非政府机构的民间社团——江西省爱鸟协会。依托省科协、省林业厅,江西省又在省爱鸟协会下成立了鄱阳湖绿色家园公益基金会，这些民间社团在配合呼应政府依法行政的同时也大力宣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理念，开展生态环保活动，积极围绕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开展多种调研活动，积极向省市领导建言献策，发动公众对身边的水环境水资源实施保护，同时，通过网络、媒体、学校和社团互动，坚持长期对湖泊水体、水质、生物状况进行信息发布和环境生态宣传。
14．琵琶湖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也是东京的饮水来源湖。然而，30年前，琵琶湖多次爆发赤潮和蓝藻，甚至导致供水危机。琵琶湖当时水呈红色，被当地居民称为“红潮”，形成原因主要是湖水含磷太多，而磷的排放主要是当地使用含磷肥皂和洗衣粉过多。当人们意识到琵琶湖被严重污染时，政府开始制定规划限制人们向湖中排污，当地民众也发起了“不含磷肥皂”运动。此后，日本开始进行一系列琵琶湖综合发展工程项目，并专门制定了“琵琶湖发展特别法”。为恢复琵琶湖水质，日本政府先后投入数万亿日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