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热点概况
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就能天然抵抗艾滋病，成为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消息一出，引发舆论轩然大波。
二、主流观点
@《光明日报》：掌握了尖端知识和技术的科学家，不仅需要探索未知的好奇心，更要有对生命的敬畏心、对社会发展的责任心，才能造福人类。
@《科技日报》：关于这项“犯禁”的实验，有两点可以确定：第一，科学家和审批方公开的信息太少，无法证明其行为是负责任的;第二，科学探索不能跳过规则和审批，拔苗助长是错的。
@新华视点：科学探索永无止境，鼓励大胆创新、勇闯科学无人区，并不意味着纵容违反科学道德、无视伦理法规。
@环球网：国家一定要迅速立法严格监管，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我们可能还有一线机会在不可挽回前，关上它。
@纽约大学生物学教授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人们也许不应反对在编辑胚胎研究上所做的努力，但是真正要将这项研究付诸实践时，应该首先与社会交流。而贺建奎的这项略带叛逆的科学试验不仅不会推动基因编辑的未来，相反，它所引发的争议很可能会让这项研究完全被终止。
三、深度分析
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引发社会热议，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存在巨大的风险
对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意味着将会带来重大风险，包括引入不需要和未知突变的风险。有关报道称，本次采用的是CRISPR-Cas9技术来实现基因编辑。但是这项技术的风险和问题点在于“脱靶效应”。所谓脱靶?就是目标基因定位错误，编辑的地方错误。一旦发生脱靶，产生的后果可能是无法估计的，因此这一效应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基因编辑的安全性。此次出来的孩子在一段时间内基本健康，但是程序不正义和将来继续执行带来对人类群体潜在风险和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二)违背了医学伦理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于2016年公布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明确规定“从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医疗卫生机构是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工作的管理责任主体，应当设立伦理委员会，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伦理委员会独立开展伦理审查工作。医疗卫生机构未设立伦理委员会的，不得开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工作。”根据“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伦理委员会设立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机构的执业登记机关备案”，但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这一机构未按要求进行备案，并且贺建奎副教授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胚胎研究，这违背了医学伦理的相关规定。
(三)影响学术声誉
贺建奎事件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学术声誉有很大影响，“很多正在申请国外生物实验室的年轻学者被告知应该尽早另寻他路了，因为这些实验室不会再招收在这个领域的中国学生了。”有些外国学者甚至私下说，“中国要么就没有学术规范，要么就是有规范却不遵循。”这对于中国生物医学领域在全球的声誉和发展都是巨大的打击，对中国绝大多数勤勤恳恳科研创新又坚守科学道德低线的学者们是极为不公平的。
(四)违背法律规定
我国自2003年公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国家卫生部176号文)的规定。根据该规范第三条第九款规定，实施技术人员明确禁止以生殖为目的的对人类配子、合子、胚胎进行基因操作。在整个全球范围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领域，也已达成了共识，只允许对以治病为研究对象的胚胎基因编辑技术进行探索。并且科学技术部、原卫生部2003年曾颁布《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规定进行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几十年来，“14天准则”限制体外人类胚胎的研究，而科学家贺建奎在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后才宣布这一消息，这明显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
四、参考范文
科技发展不能把伦理留在身后
尽管基因编辑，可能对疾病的治疗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但显然，这样的医学行为，不是割双眼皮那么简单，更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它关系到人类基因的谱系，关系到每一个人，也蕴含着伦理风险。而这也正是基因实验看上去离大众很远，却被舆论高度关注的原因。
对于科技上的创新，我们应该支持，毕竟这是人类文明走向明天的方式。不过，也正因为科技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让它可能成为一把杀伤力巨大的“双刃剑”。所以，在面对科技的突破时，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敬畏。科学的意义，永远在于展现其天使的一面而非魔鬼的一面，在于为人所用，而非让人类自毁长城。这不是反科学的态度，恰恰是科学的自爱。否则，打开的可能就不是阿里巴巴的山洞，而是潘多拉的盒子。
这也让人想到此前关于AI失控的那则新闻：在智能对话机器人项目，两个聊天机器人发展出了人类无法读懂的语言。对于人类自身的改造，风险可能还不像失控的机器人，所谓“拔掉插头”就可以停止了。这涉及到对人类疾病的理解、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甚至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在这个角度看，人文科学，应该走到科技的前面去;人文关怀，更应该走到科学的内部去。
许多科学家都认同：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甚至大胆预言，因为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进展，一百年内，人类就可以向“神人”迈进。确实，我们正与这个时代最未知的话题加速遭遇。换头术是不是符合伦理?克隆人应有什么权利?其中的伦理与法律命题已让人类处于激辩之中。激辩恰恰说明，时至今日，科学已经不仅仅是实验室中的“隔离物”，而是更深刻地参与社会生活，参与人类文明的塑造，远不是“进步”还是“退步”那么简单。
基因编辑，根本目的应该是服务于人的健康，服务于人的整体福利。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对疑难疾病，将不再束手无策。但是，正如我们在分析克隆问题时曾经说的，“解决了可行性再考虑合理性的‘先斩后奏’，只是不负责任。”蒸汽机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的面貌，但发明者最初只是为了排除矿井的地下水。而这样的“意外收获”，并不总如人愿。在“科学的前沿，伦理的边缘”，技术不当使用所带来的后果无法预估，开不得丝毫玩笑。
此次进行基因修改的科学家，其实还提出过关于基因技术的几个原则：包括对真正需要的群体保持“悲悯之心”、仅仅用于严重疾病的“有所为更有所不为”、尊重孩子自主性为前提的“探索你自由”、命运不能由基因来决定的“生活需要奋斗”、“促进普惠的健康权”等。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原则处理的，就是这项技术的伦理风险。只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原则如何转化成每个人都遵守的规则?又如何防止以种种原则的名义，突破伦理的底线?这也是基因编辑婴儿降生提出的问题之一。
当然，从今日大众对于这次基因实验的广泛关注可以看到，人们并非与阳春白雪的高端科学“绝缘”。即使只是出于一种直觉，人们对于自身繁衍与发展的路径，具有出于本能的保护意识。对这一次实验本身及结果，科学界会如何进一步回应仍需观察，但可以相信，这样的科学伦理大型普及现场，将凝聚起更多人参与到科学的探讨与发展中来。因为，这是与人类性命攸关的事业。
(摘自《人民日报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