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刚才提到，国有资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需要进入的领域才进入。针对我国国有企业目前的分布格局，改革是要让国有资本从一些领域退出吗?

　　刘世锦：有限的国有资本到底用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搞混合所有制的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混合所有制不是为混而混，一定有它的想法。我认为国有资本进入某一个领域之前，首先要回答：国有资本需要进入这个领域吗?比如铁路领域，我国的铁路发展潜力很大，但缺少资金，能否拿出一些确定能盈利的项目进行“混改”，再配置以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这样就能吸引外部投资者进入，包括社会个人投资者、民营资本，也包括行业外的资金，还有地方政府的资金，这将是一种选择。而腾出来的国有资本则干一些公益性的事业，比如青藏铁路，这一块公益性强，国家不投资，一般资本不会去投。在其他领域同样如此，搞混合所有制之前，国有资本一定要问清楚为什么进来。

　　国有资本一定要服从国家的战略目标。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是有区别的，我们要做大的是国有资本。比如，国有资本中间有一块将来可以搞成社会保障基金，在一定安全性保证的基础上，它哪个领域都可以投资，目标就是在稳健的基础上做得越大越好。所以，国有资本关键还是要搞清楚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因为即使做得很大，也还是有限的资源，所以还是要用到服从于国家战略目标的重点领域，而不要用到其他地方去。

　　记者：除了铁路领域外，您认为当前的国企改革最急需采取什么措施?未来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世锦：国企改革首要的措施是打破行政性垄断。现在的国有资本分布广，并且大多处于行政性垄断的格局，这些领域的改革应该加快，或作为改革重点。比如能源、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金融领域的改革，这些领域的重要特点就是大企业为主，虽然国外也是大企业为主，但它的市场是开放的，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政府也是在反垄断的，而我国的问题是行政性垄断，“只能我干，不能别人干”，这种垄断一定要打破。我一直建议，一些有明显的行政性垄断的领域要放宽准入，把一些行业外的国有资本引进来，搞一个行业的“混改”，这同样有现实意义。

　　比如在石油领域，我一直在提一个建议，把国际和国内市场打通，我也相信我们的“几桶油”现在也有它们的竞争力，但如果它们处在真正竞争的环境中间，其竞争力才能得到充分体现。另外，我国也有很多地方性的炼油企业，能不能在放开以后，再有一两个大点的公司或者是大量的小公司进来?如果形成一个开放的竞争的环境，社会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怨气了。再比如，电信几大运营商之外，能不能放开一个口子，以民营资本为主，搞一个基础电信运营商，参与一下电信领域的竞争行不行?

　　记者：国有资本从一些领域退出，特别是将一些盈利好的项目拿出来“混改”，这样会不会削弱国有资本的实力，动摇国家的执政基础?

　　刘世锦：基础在什么地方?十八届三中全会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新中国建国初期，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比重比现在高得多，当时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盈利的。到了“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搞不下去了，必须要改革，那时候国家的执政基础是什么状况?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虽然说国有经济的比重有所缩小，非公有经济成长非常迅速，现在比重占到一半以上，但是现在党的执政基础和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是削弱了还是增强了?这是不言自明的。

　　记者：据悉，目前民营资本对国企“混改”兴趣不大，这是什么原因?您认为国企改革究竟应该实现一个什么效果?

　　刘世锦：根本原因在于公司治理结构没有改变。你缺钱让我给你拿点钱，你的资金怎么用，我也搞不清楚，你开会也不让我去。民营企业家很聪明，如果是这种治理结构，他们就不一定进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因此，改革最重要的是要建设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公司应该形成一个优秀的、具有竞争力的治理结构。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去落实，国企改革是可以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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