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腐败的特点在于，它是通过制定对掌握公共权力者有利的政策方式来进行腐败。这种腐败往往规模很大，“受益者”众多，但从表面上来看，却又完全符合政策，更没有任何违法之处，而当事人也往往理直气壮。
限价房本来是政府为了抑制高房价，动用公共财政补贴中低收入人群，以解决他们住房困难的惠民工程。而在山西省忻州市，首例限价房项目不仅专供市直机关，而且被公务员大肆高价倒卖，从中牟利至少5000多万元(4月20日《经济参考报》)。
如果这一报道属实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一起大规模的腐败事件。不过，和一般的腐败案件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是一起政策性的腐败。
我们一般所说的腐败案件，即大家通常所说的权钱交易，主要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腐败。这种腐败的特点在于，政策的初衷还是不错的，但由于制度当中存在的权力过于集中，监督机制不健全等种种缺陷，留下了许多“寻租”的空间，比如利用审批权索取回扣，利用执法权收受贿赂等等。政策执行当中的腐败，毕竟是既违法，也违反政策的，所以腐败分子还是要偷偷摸摸地进行，不敢光明正大地拿到台面上。但政策性腐败就不同了。政策性腐败的特点在于，它是通过制定对掌握公共权力者有利的政策方式来进行腐败。这种腐败的规模往往很大，“受益者”众多，但从表面上来看，却又完全符合政策，更没有任何违法之处，而当事人也往往理直气壮。
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山西省忻州市所发生的，就是一种典型的政策性腐败。一方面，大量公共财产被转入公务员私人的名下，公务员们大发横财，侵吞了巨量的国家财富;另一方面，整个过程又完全符合“程序正义”原则——建限价房是符合政策的，将其专供“市直机关”的公务员也是符合政策的，而公务员们在以“一折”的超低价买到这些房子之后，再按市场价转手倒卖，牟取暴利，就更是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自由交易，没有任何可指责之处了。
正是因为一切看起来都是如此圆满，所以也难怪忻州市房管局负责人会强硬地说，“它既是市委市政府办实事、办好事的民心工程，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还是市直机关干部安居乐业的载体和实现安定团结、稳定大局的有效保障。”并要求“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用讲稳定的态度、讲大局的观念、讲是非的标准，集全局之优势，举全局之力量，迎难而上”了。
但是且慢!利用执行政策的权力所进行的腐败是腐败，利用制定政策的权力所进行的腐败同样是腐败。无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从程序上看如何“无可挑剔”，但有一点是绝对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国家的限价房政策，其本意为了解决低收入民众的住房问题，是为了雪中送炭，而不是为了替“市直机关干部”锦上添花的。忻州市限价房在分配过程当中，执行时有没有腐败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政策的出发点就错了。
预防并杜绝执行政策当中的腐败，需要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预防并杜绝政策性腐败，更需要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其主要方式，就是决策程序的民主化——忻州市发生这一事件，让我们再次看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