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安徽省肥东县笏山村的藏民，在中国人世前养蜂150箱，年纯收入5万元，可现在已降到不足100箱。在屋顶上长着几株绿草的破旧砖瓦房前，藏民为今年养多少蜂而犹豫不决：“养得越多，亏得越多。”
前年，藏民带着他的蜜蜂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赶花期采蜜，风餐露宿，可把蜜卖给美国，还不够保本。藏民以及其他农民的贫穷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潜在不稳定因素。
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即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欧洲，也存在着大量的农村贫困人口。这个现实引起了人们对世界未来发展的担忧。目前，在农村现代化水平远高于中国的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都在日益关注贫富差距问题，以防止出现社会动荡。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康绍邦对记者说：“中国农村的安定和谐正面临一系列压力，不加以解决，就可能制约国家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能力。”
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是巨大的。经合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说，欧盟国家向农民发放的援助和补贴平均占农民总收入的34%，美国为20%，日本和韩国则分别高达58%和64%，而中国只有6%。蜂农藏民只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众多受害者中的一个。
6．近年，中国外贸遭到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居全球之首。另外，据有关方面估计，90%的中国农产品受到国外绿色和技术壁垒的损失以百亿美元计。
中国正致力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准备更多地依靠刺激内需来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前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60%以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33%。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专家蓝海涛说，如果农村的消费力不能有质的提升，那么这个目标是无法实现的。他说：“农村市场是未来中国经济的稳定器。”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说：“新农村建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占总人口72%的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65.7%，降至2005年的32.9%。仍然在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主要因素。目前，差距已达3.22:1。
有人也认为，如果中国的农村得到了长足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被描述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广西人大代表磨元荫说：“从这些内容上看，建设新农村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可以帮助提高中国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这有助于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加深理解。”
日本NHK的一位报道两会的记者认为，建设新农村标志着中国重大的战略调整，但是，是否能够如愿建成，国际社会很关注。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则相信，如果中国找到了一条成功建设新农村的道路，可以给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让人振奋的启示。
7．为了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基层的推广情况，记者曾经走访了很多农业大省的乡村。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相当部分的农民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政府的事情，办的好功劳是政府的，办的不好，责任也在政府。事实上，就是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全权“委托”给了政府。
中央一再反对政府一手包办建设新农村，因为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不现实是因为国家没有这么大的财力包办一切，不可能是因为即使国家有足够的财力，但由于农民的要求在不断提高，想包办也不可能。
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管理，强化公共服务，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要包揽一切。过去有过很多经验教训，一些地方政府没给自己定好位，把自己看成是投资主体，片面注重招商引资，为企业搞贷款作担保，负了很多债，相反在公共服务方面却做得很少。
同样，政府的扶持也不光是投钱，还要教育引导农民，不能认为税费改革后，农民就不再出资出劳了。我们知道，大江大河的堤岸修建等国家工程，这方面钱是国家拿的。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也要引导农民对自身直接受益的公共设施建设投工投劳。同时，国家财政要通过直接补助资金、补助原材料或“以奖代补”等方式给予鼓励，要加快建立全社会参与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关部门做过测算，仅仅针对农村道路、饮水、通讯、通电、燃料、改厨、改厕等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改造，国家就需5万亿元的投资，而实际上这个数字还是很保守的。再以小型农田水利投工这一项来看，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每年全国农民出的义务工，大致是100亿个劳动日，如果现在大家都不再出工了，按一个工10元来算，就意味着1000亿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都靠国家包下来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像这种能让当地村民直接受益的设施建设，农民当然应该投工投劳，这不是加重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