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花甲之年的教师指导近百名学生“考啥学啥”，当潜伏在菏泽郓城张夏庄的“育英堂”被揭开神秘的面纱，争议也随之而来(本报A10-A11版)。而我们认为，无论成年人秉持怎样的教育观念，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依法维护。
“育英堂”潜伏乡村近三十年，不学“理化生”，没有“音体美”，似乎游离在教育体制之外。其实，它的教育指向异常清晰，那就是完全服从于考试制度的“指挥棒”，除此之外几乎不做一点“无用功”。以现代的教育观念来衡量，这个“育英堂”更像一家志在功名的“私塾”，其经费来源为私人所有，教学内容也由私人拟定，未见有监管部门的批文和备案。
在传统文化中，私塾是一种普遍的基础教育模式，即便是民国时期的一些学术大师，也几乎都有过私塾启蒙的经历。如今讨论未成年的学生能否重返“私塾”，如果只以考试成绩做判断，必然莫衷一是。就学生个人感受而言，在“育英堂”中有尝到甜头的，也有自觉前程无望大倒苦水的，上或者不上，各有各的看法。但是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不能忽视的是，适龄儿童、少年接受教育不仅仅是一项权利，对监护人来说也是一项义务。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这都表明，国家已经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强制公民接受义务教育。因此，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让适龄儿童、少年脱离九年义务教育，去接受“私塾”教育都是有违现行法律的。
曾经，我们信奉“子不教，父之过”，并认为如何教育子女都是做父母的私事。而在现代社会中，适龄儿童、少年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国家或者政府责无旁贷的事情。为了保障每个儿童的受教育权利，政府必须建立完备的教育制度，并尽可能地完善教育条件和设施，在经济上帮助那些家庭贫困的学生。接受国家提供的义务教育，不仅可以保障适龄儿童、少年的权利平等，也可以让他们在制度的保障下，接受一种透明和开放的教育模式。监护人可以选择学校和教师，但这个自由的边界不能跳出义务制教育，更不能让未成年人在法律和制度的监管之外自生自灭。在“育英堂”这样没有报批的教育场所中，教育质量和学生的人身安全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制度的保障。
不可否认，目前一些地方的义务教育陷入了应试教育的怪圈，大多数学生家长对素质教育的呼唤日渐高涨，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生家长觉得当前的应试教育做得还不够有效，希望能有一种完全围绕考试和文凭的教育模式。于是，类似“育英堂”这样的“私塾”在各地不断被发现，他们的确也在做着不同方向的探索。有的“私塾”以教育出不走高考路径的韩寒式学生为骄傲，有的“私塾”则以培养出名牌大学的博士为骄傲，但无论哪一种探索，都必须在开放和透明的环境中进行。
“私塾”教育也不能潜伏到公权视线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