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国内某些大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当初都是本地人，但由于收入水平的停滞，本地人不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曾经这份还算体面的工作，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相关福利待遇提升的滞后，渐渐成了一个不算体面的工作——显然，当较少的本地人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并非仅仅因为本地“人口红利”殆尽。
当然，流水线上的工人，比起出租车司机，可以招收的范围更广，但道理类似。当这个行业的福利停滞不前，当工作机会更加多元化，对众多农民工来说，去城市打工越来越失去吸引力。
问题的关键是，企业为何不能让工人的福利待遇，与GDP增速或税收增长的速度同步。
一般而言，企业都愿意留住成熟的员工，但成熟的员工需要稳定的福利增长，企业却难以提供。
不排除有些企业“为富不仁”，但是，企业首先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既然希望留住成熟的员工而最后没有留住，其用工政策肯定是经过了一番理性的权衡：这个权衡的背后，隐含着部分的无力和无奈。
诸多企业，看似账面有大量的财富，在承担各项税费之后，若将员工的待遇普遍提高1个百分点，对于其利润的“侵蚀”都是惊人的。税费不能偷漏，只能是让员工福利停滞。在这样的背景下，“理性”的企业家们发现自己也是左支右绌，并非财大气粗。
郭台铭是制造业巨鳄，实力雄厚，也在近两年才高调宣布给员工涨薪，并计划给员工建医院。与此相比，众多的企业老板们，一部分在“苦读”《乔布斯传》，梦想成为靠创意挣钱且实现伟大，一部分，可能是在得过且过，等待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