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点：“高校立章”依旧闪烁行政魅影

　　“高校的举办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以章程明确界定与学校的关系，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9日表示，今年要推动所有高校全面启动章程制定或修订工作。(1月10日《新京报》)

　　现存语境下，制定大学章程，被寄予了太多期待，一种观点将之视作“政校分开”的艰难尝试。而事实上，类似尝试早已开始、且从未停止：早在2010年，政府就公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学校实存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其后，在不同的场合，主管者、专家学者等，也一再表明类似立场。

　　“政校分开”已汇聚各方共识，然而良愿迟迟不曾兑现，是因为一直未能寻得切入口，和便于操作的“路线图”。时至今日，教育主管部门终于找到思路，宣布“推动高校启动章程制定或修订工作”，继而“界定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保障校方办学自主权”……至少，能主动提出“订书面协定分权”，就已体现了主管者改革的诚意和信心。

　　就本质而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章程”，大致等同于校方与国家的一纸契约。一个合格的“章程”，当明确以下底线：高校所有权归于国家,教育主管者行使宏观管理权,但校方微观治校行为不受干涉。如此，不仅是遵从权力伦理的合理分工，更是效率最大化的必然之举。然而，此轮高校“立章”潮，真能孵化真正意义的大学章程吗?

　　既是分权契约，唯有充分博弈才可实现公平。但，一场由教育部“推动”的、自上而下的“立章浪潮”，到底是一种指令式的任务，还是校方自我伸张的权利自觉，自始至终含混不清。某种意义上，所谓“高校立章”已经带有行政要求的意味。你能想象，在此过程中，校方能与主管者对等谈判?最初推动方是主管者，最终定夺权归主管者，所谓“高校章程”能否守住底线，都变得不可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