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点：怎样为企业家犯罪辩护

　　1月15日上午，法制日报等单位发布了一份“2011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这是一份从法律实践的角度，甚至可以看作对企业家犯罪进行的一种辩护，而不是从道德角度，更不是从猎奇的角度，来看待市场经济条件下，明星企业家在法律上的走麦城。在当前，别说为犯罪的企业家做辩护，即便是为正常工作之中的企业家，进行某种企业家特殊属性(比如是否应该有高收入，国有企业家是否应该有高激励)的辩论都是很艰难的。

　　道理有二：其一，是道德上难以引起共鸣，尤其是如今分配多元化，导致了分配差别极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简单重申“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都不容易，遑论为本来就是高收入群体企业家中的犯罪企业家辩护?

　　其二，这种辩护在中国还缺少制度依据，这源自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制度建设缺乏和制度变革滞后。这种缺乏和滞后，固然有公平和效率之争难以达成一致的内在原因，但更多却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之快速，远超我们对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性理解和实践性准备，而这是企业家之罪的系统性、体制性原因。

　　只要就国企和民企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够理解这种缺乏和滞后造成的恶果。比如国有企业产权界定和人力资源价值的关系，我们的微观制度依然比较缺乏。这常常使得国有企业家的收入问题与是否贪污、是否国有资产流失发生冲突。1997年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一案就发生过剧烈的争论。从法律讲，厘定褚时健贪污是很容易的，但计算褚时健对红塔集团的人力资源价值，却从来没有认真地、从可操作的角度做过。而对比褚时健，同样是大型公众公司的美国GE给韦尔奇的报酬，却体现了一个伟大企业家应有的人力资源价值。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还不能为国有企业家衡定人力资源价值。而企业无论大小，无论性质，只要不能体现企业家及其团队的人力资源价值，就不可能是一个好企业，尤其不可能是一个在市场经过充分竞争的好企业。这一点应该是一个常识，而不需要什么争论。因为通常不能体现企业家市场交易的人力资源价值，一些国有企业负责人基本都是官派的官僚，而不可能是企业家。有些官僚和他们的管理团队最大的能力，不是领导企业蒸蒸日上，从而获得合理的报酬，而是合伙利用权力进行寻租。这在上述企业家犯罪报告七大特点中位列第一。即报告撰写者所说的——“团伙犯罪极为突出”。

　　而在报告中重点提到的民营企业家犯罪现象，是在融资环节中的犯罪，这种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但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问题，导致民企不容易从正常的渠道获得资金。而民间借贷，按照当前的法律，不仅不能合法化，还很容易和刑事犯罪相联系。对此，付出代价的民营企业家太多了。

　　假如真要为犯罪企业家辩护，是罪还是非罪?是原罪还是新罪?我们需要太多重新回到民间的改革，这包括以民间的方式改造我们的国有企业，让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真实的法制下“国民”经济，而不是行政至上的国家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