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规律在义昌大桥的坍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官方说什么，舆论总是不信，习惯性地认为这绝不是一起偶然的爆炸引发的大桥坍塌，大桥质量必有问题。这种普通性的怀疑下，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不知从何处传出的“污染天气引发爆炸”的归因引发强烈质疑，官方被指隐瞒死亡人数，官方被指掩盖桥梁质量问题，称早签协议奖励多的官方受到批评，城镇户口赔40万农村户口赔18万的差别遭到炮轰……坍塌事故的次生灾害，把三门峡官方顶到了舆论烤架上。

　　同样，周口市的坍塌事故也一样，政府丑闻像影子一样紧跟事故，“周口官员否认车站塌后玩游戏，官方要记者出证据”之类的报道，让地方政府狼狈不堪。不只这两起事故，以往的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遵循着同样的逻辑：无论什么事故和危机，最终在连锁反应中都演化成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公共事件从不会就事论事地孤立存在，在关于事故的后续报道中，我们必然能够看到事故之后的隐瞒、官员雷语引发的批评、排斥媒体激化的矛盾、渲染“领导重视”引发的反感、善后赔偿牵出的新热点。

　　坍塌事故演化成政府危机，这种连锁效应绝非偶然，而是地方政府既有“事故应对体制”下必然产生的结果。

　　首先，地方政府对媒体的抵触态度，决定着事件必然朝着使政府与舆论、媒体、公众对立的方向发展。虽然地方政府越来越善于跟媒体打交道，媒介素养不断提升，可这只局限于平时，一旦发生有伤亡的安全事故，很多地方政府立刻慌了手脚没了章法，平时学的关于舆论应对的知识都忘光了，潜意识中习惯性地带着抵触和排斥的心态去防赶来现场的媒体和记者。他们总担心记者是到本地挖新闻找麻烦的，担心媒体对事故的报道损害地方形象，影响领导升迁，于是从各方面软硬兼施抵制记者。这种对记者的抵制，一方面本身制造着新闻；另一方面让记者感受着一种敌意。可想而知，当记者带着被地方政府激发出来的敌意去报道事故时，就自然形成了“官方与舆论的对立”。

　　这便是安全事故和公共事件基本的舆论场，这种“官民对立”、“官媒为敌”的舆论场中，自然演化成了政府的危机。

　　然后，这种演化是官场种种劣根性的自然表现。这些问题，平时就潜伏在官场中，不发生事故时，人们觉察不到，一发生事故，当媒体蜂拥而至，数百家媒体数百个调查记者眼睛都盯着一个在事故中乱了方寸的政府时，种种弊病立刻穷形尽相。于是，我们看到了宣传官员对媒体的傲慢，看到了地方的乱象丛生，看到了很多腐败被拔出萝卜带出屎，看到了很多官场陋习丑不忍睹。事故和悲剧的发生，正是地方种种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爆发出来的。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腐败问题和官场乱象制造出事故，事故又牵出种种问题。

　　比如，我们在三门峡看到了熟悉的“领导高度重视”，这个词曾在前段时间被评为公众最反感的“官话套话”，当地媒体对事故的报道，竟然又充斥着这种官话，千余字的报道都只见领导而不见问题。这也是公众为什么对安监局长在事故现场流泪的新闻毫无感动的原因所在。与那些遇难者家属的眼泪相比，这种眼泪算得了什么呢？

　　最后，问题出在地方政府急于让事件平息的冲动上，可往往越是急于摆平，越暴露出更多问题、制造出更多的热点。急于躲着媒体，媒体越是感兴趣；急于让家属“情绪稳定”，越滋生出新问题。客观公正的第三方的缺失，公信力的坍塌，官员说什么公众都不信，也让政府陷入了重重危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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