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机制理应是,城市的发展不应随着任何一个人的升迁、离任或者死亡而陷入瘫痪,即使有人离开,整座城市的发展还应健康有序

　　2月7日,大同市长耿彦波调任太原代市长。此事引发大同市民当街下跪挽留。在耿的力主下,大同投资数百亿“造城”。耿在被称为“大同最干事的市长”的同时也背上了毁坏文物和强拆的恶名。据大同官方人士透露,因土地经营不力,耿离任时,大同市政府还背有百亿债务。(2月27日《新京报》)

　　市长离任,百姓不舍,甚至不惜以下跪的方式挽留市长,这说明这位市长在当地肯定是给百姓办过一些好事的,也是深受当地群众欢迎的。从耿彦波留下的政绩来看,也的确如此。他不仅将污水横流、道路破烂的大同市容变得整洁、干净;新建了多个大公园、绿地项目,修复十几个古建景点和三面古城墙;还令无数拆迁户的“烂房子”变成了楼房,给很多老工人要回了多年拖欠的工资。

　　这样的市长,无疑是令人尊敬的,目前也的确需要“能干事的人”。但是,通过媒体报道也不难发现,耿彦波在发展城市的过程中也争议不断,背上了毁坏文物与强拆的恶名,因土地经营不力,耿离任时,大同市政府还背有百亿债务。而对城市的规划,其实不能指望具体的领导,不能指望个别“政治强人”。

　　一些地方的“政治强人”,一般做事雷厉风行、充满魄力,在他们主政之下,虽能造福一方百姓,但也往往伴随着城市的大拆大建,一旦离任,“烂尾”工程还有很多。强人式管理,往往重视利益、强调牺牲;发展有余、规划不足。一个城市、国家的发展,太容易系于一人之上,发展的持续性就容易受到损害。

　　百姓们的挽留固然是真诚的,不过这也说明两个问题:其一,能干事,能为老百姓带来“实惠”的干部太少,正因有些干部不做事,所以才会让老百姓对干事的“政治强人”寄予太多的希望;二是,百姓还是没有意识到,市长其实是来为他们服务的,而不是他们的“青天大老爷”。

　　合理的机制理应是,城市的发展不应随着任何一个人的升迁、离任或者死亡而陷入瘫痪,即使有人离开,整座城市的发展还应健康有序。城市的发展,不能维系于一个人身上——市长可以起主导作用,但是规划方案的出台,计划的执行,还需要经过反复研究、经过缜密的专家论证、严格的公民听证,这样给百姓带来的经济损失才是最少的,可持续性无疑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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