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财政部科研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近期是加大力度实施结构性减税的最佳时机。笔者对此表示赞同，但是需要关注的是，应当对其内涵有更深入的认识。

　　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结构性减税”并为公众所热议，我们认为，应该从税收基本原则出发，把结构性减税作为优化财税体制的新起点，而不仅是具体税种的简单增减。

　　众所周知，作为财政学的基础性研究主题，税收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适度、公平、效率、法治几个方面。其中，所谓适度原则，就是指税收要满足财政的正常需要和经济的现实可能。当前则体现出两方面的“不适度”，一是政府预算难以涵盖政府掌握的资源，上世纪末混乱的预算外资金，在改革后又换了头面跳出预算管理。这使得政府收入带来的社会负担，要远高于预算收入内的税负指标。二是在财政支出缺乏严格监管的情况下，“以支定收”带来财政资金的各种显性和隐性浪费，使得政府“钱袋子”似乎总是很紧，预算扩张冲动难以抑制。因此，在结构性减税中，“减”始终要在“增”的前面，而且不仅应考虑税收，而且要着眼于减少政府全口径收入规模。

　　公平原则说得容易，做起来很难。无论横向公平还是纵向公平，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都有诸多争议。对于结构性减税，同样可以发掘出公平切入点。如在个税起征点、遗产税等方面，需区别关注收入两极分化的人群。使高收入者承担更高税负，即使只是试点，也符合现代税收发展方向。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应对财政悬崖与危机后的公众愤怒时，也着眼于此。另外，当前间接税为主的体系，实际上给中低收入者带来不公平，所以提升直接税比重，不仅符合国际主流，也是落实公平的选择。

　　效率原则既包括税收征收效率，也有经济效率的含义。前者意味着要优化纳税服务，减少纳税人的程序负担，增加纳税便利性，还要减少某些地方以纳税电子化、纳税规范为名，给纳税人增加的不必要的设备成本。后者则是要减少经济的负面影响，且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近年来企业的边际资本收益率下降，对于稳定税源来说显然不利，很大程度上也是财政“竭泽而渔”的结果。因此，减税的效果，必须体现为企业和居民在初次分配中得到切实好处。

　　还有，法治原则虽然不言而喻，但是在现实中却往往被违背。最典型的，就是税收征管弹性过大，如在地方财源紧张时，各种“过头税”就开始泛滥，包括时间上的“过头”和幅度上的“过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逐渐摒弃具有行政色彩的税收计划，以法治规则而非谈判能力来约束税收征管。

　　总而言之，要把结构性减税从短期政策选择，转变为完善的制度创新，还需要围绕税收原则进行努力。其中，强化“结构性减税”实施中的透明和公众监督，是实现这些改变的出发点，也能防止这项改革陷入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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