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济南市地标性建筑的济南老火车站，在被拆除20余年后又要“复出”，引来争议不断;南京新建的“老门东”仿古街引来人潮不断，却被文保人士认为是“莫大讽刺”;哈尔滨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关道衙门”在“抢工”复建8年后破损严重，乏人问津……

　　“拆真建假”的惨痛教训，朝野其实早有共识，很多城市的决策者也不可能不懂，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是盲目的决策，从官员利益和政绩角度来看，却可能是“英明”的，那官员们还有什么动力去保护呢?事实上，无论是“拆真”还是“建假”，相关官员眼里看到的都不是历史建筑，而是背后的利益和政绩。搞砸了不必承担责任，搞成了就是升迁的资本，这样的“无本买卖”，自然会成为官员最爱。

　　这些年泛滥的“拆真建假”，绝非是因为决策者的无知，恰恰是决策者的“精明”。文物专家谢辰生认为，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对文物破坏的严重程度甚于“文革”时期。当地方政府成为追逐经济利益的主角，当官员拥有大拆大建的独断权力，再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往往也会在逐利的浪潮中风雨飘摇。这种“拆真建假”，不光体现在一些珍贵历史建筑上，基本是过去城市发展的代名词。国内有多少快速发展的城市，能够脱开这个词所概括的路径?

　　就在上个月，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昆明一次公开会议上，罕见地反思昆明城市规划建设的问题，称：“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基本上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这对昆明历史文化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的确如他所言，对文物建筑更毁灭性的打击，是“大拆大建”的造城运动，而不只是对一些重要历史建筑的“拆真建假”。如果不能从官员考核、产权保护等角度发力，从根本上扭转“大拆大建”模式，文物建筑很难在“造城运动”中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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