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拟立法规定，允许食品摊贩在临时指定区域内“定时定点”摆卖，并对食品摊贩实行登记卡制度。有人说，街边摊贩影响市容卫生，理应严厉打击;也有人认为，街头摊贩是一个城市活力的象征。更有一种意见认为放开流动摊贩会对要交租纳税的小饮食店带来不公和冲击。无论如何，这一举措给街边摊贩的经营开了一个政策口子，它能否终结城管与小贩之间“猫抓老鼠”的游戏?街边摊贩能不能得到规范管理?监管措施应如何跟进?本期三人谈我们共同关注。

　　态度：有人欢喜有人烦

　　张涨：街头摊贩在广州中心城区并不罕见，市民也见怪不怪，城管要管好似乎没有太好的办法。深层次看，城管的执法依据在学界都还有争议，而城管的“暴力色彩”也常常招致反感。所以在实际执行中，各地出现了很多堪称奇葩的执法方式。最近，北海市银海区城管局为了整治露天烧烤摊使用了“梅花桩”，让小贩们没法摆摊。此前，还曾有眼神执法、鲜花执法等，无论是城管队员凭借人海战术用眼神施以无形压力，还是给小摊小贩们莫名其妙地献上一朵鲜花，都让人有些啼笑皆非。其实在这些奇招背后，也说明了城管在执法中的无奈。

　　王睿：对于街边乱摆卖就应该严加管制，城管执法有无奈，市民也不该光顾路边摊。摊贩食客肆无忌惮地把一次性碗筷随地扔，丝毫不顾及公共环境，蚊蝇乱飞、污水横流。一到夜晚，还有摊贩拉电线架上灯泡，路边支上桌椅，一边烟熏火燎地烤肉串，一边吆喝路人，对周边居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困扰。每到收摊，路边摊贩却对自己制造的垃圾视若无睹，苦了清晨扫地工。而且，小摊贩又是地沟油和变质食材的重灾区，吃出肠胃病、拉肚子的也早有发生。既然吃路边摊百害而无一利，为何市民不能找个合法卫生的小餐馆呢?用一句流行语来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市民不去光顾路边摊，路边摊自然没有破坏城市整洁形象的机会。

　　李光金：一味打击实不足取。小摊贩顽强的生命力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者是经营者本身，小商贩多属于进城务工人员，广州这个群体已经多达30余万人，他们缺乏其他求生技能，只得通过摆摊谋生;二者是市民需求，现在的街边摊优势在于方便实惠，同样一种蔬菜水果，他们的价格比超市、菜市场便宜很多，对市民来说很有吸引力。

　　路边摊是宝贝还是负累关键在怎么看、怎么管。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凡是旅游热点城市，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一条特色美食街，多数美食街的雏形就是小商贩、路边摊的聚集，到现在有的城市还保留了这些摊贩聚集点的原始风貌。

　　管理：由堵到疏是进步

　　李光金：省人大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草案修改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体现了多维度的进步。特别是体现了城市管理到治理的变化——由堵到疏。通过立法保障商贩在城市摆摊的权利，也就等于给了他们生存的权利和在城市谋生、发展的机会，这无疑会大大缓解双方的矛盾。同时，广东多年领全国风气之先，广州则历来以包容著称，这种城市形象不是口号化的，而是体现在每个阶层、每个群体、每个人的生存状态上。条例征求意见公布后获赞颇多，足见各界的期待。

　　王睿：以往城管治理乱摆卖问题缺少规范，弹性空间过大，对城管执法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而《条例》对路边摊的管理渐趋精细化、规范化，比如规定了经营区域、时段的规划设置、摊位数量必须向公众公开，对食品摊贩实施登记卡制度等等。在市集文化盛行的国外，很多有活力又整洁的摊贩市集都有严格而规范的管理制度。比如在悉尼著名的岩石区假日市集，政府不但对摊贩经营资格进行严谨的审查，并规定好经营时间，一旦发现超过规定时间仍在贩卖的，只需一次即被吊销经营资格。

　　张涨：无论对街头摊贩的态度是褒是贬，《条例》带来的这些改变，都可能给社会生态带来多赢结果。首先是小贩有了合法化的出口，不必总是“商”无定所，躲躲藏藏。其次，市民也可通过定时定点的摊贩填饱肚子，生活便利程度不会受到太大影响。此外，明确了监管责任后，市民吃到的食物更加安全了，定点区域的卫生也有人管，对城市形象也有好处。与此同时，由于条例可能将一部分游商转化为定时定点摊贩，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城管和小贩之间的矛盾。

　　效果：细化规则促和谐

　　张涨：《条例》大方向是对的，但好事能不能办成，一些关键节点需要仔细研究。摊贩最关心的无非两个问题：定时定点怎么划定，管理费用高不高。以往有关部门也曾给一些流动摊贩划定一些营业区域，但要么因为太过偏远，游商不愿意去;要么就是管理费太贵，小贩更愿意“打游击”。部门与小贩之间的利益平衡点，需要双方共同商讨、互相妥协才能达成，而不是政府自说自话就可做出决策。摊贩当然希望在人流最密集、位置最核心的地方做生意，但政府考虑到城市形象、交通秩序，可能无法完全满足这一要求，这之间的矛盾解决是否妥当，决定了这一政策能不能实现预期效果。

　　李光金：食品安全和环境卫生是很多市民的关注点，脏乱差也是很多人对小摊贩“零容忍”的主要原因。从征求意见稿中的内容来看，的确做出了针对性的规定，对环境卫生的要求较为严格，但是在食品安全方面的可执行性上显得有些理想化了。例如，条例要求“提供即食食品的，应当根据食品的种类设置相应的加热、保温或者冷藏设备”，想让小摊贩也像超市一样配冰箱之类的设备何其难也?如果配备不齐就要取消资格，他们的生计又将变得无处安放，最终就会被逼出走。还有的规定显得粗疏，例如所谓“定期或者不定期抽样检验”，就容易沦为空文，不如具体为每月总次数，而且将明查与暗访结合起来。

　　王睿：《条例》明确了街道办等相关部门的职能划分，规定在划定区域里的摊贩管理不再归城管管理。这减轻了城管执法的压力，却给街道办、基层社区提出了新难题。这些部门没有太多治理乱摆卖的经验，街道办和社区未来恐怕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这需要上级政府重新分配各种资源。另外，对非定时定点、违规摆卖的执法力度不能放松，才能提高守法者的积极性。以新加坡为例，在1971年就开始建立小贩中心，以优惠津贴的方式接收街边小贩，除了对小贩中心内的违法行为实施罚款、计分、吊证等处罚外，相关部门还以稽查队的形式对非法小贩进行抽查和取缔。可见只有在管理体系上调配好资源分配，有松有紧，提高技术含量才能使街头摆卖向良性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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