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专家认为，工业园区建设贪大求全、同质化严重是导致目前工业用地浪费的主要原因。

　　“地方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开发区、产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层出不穷，如果一个县里没有园区，地方主官都觉得说话不硬气。”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土地利用规划评审中心副主任左玉强认为，开发区能承载的产业集聚规模和类型是有限的，如果一个市里有3个开发区，项目又都很类似，就可能存在恶性竞争，而“大规模供给土地”则成了开发区吸引商家的重要筹码。

　　据统计，湖南目前有81个开发区，其中11个国家级开发区，70个省级开发区;黑龙江省目前经批准设立的开发区和工业示范基地共95个，其中国家级开发区15个、省级开发区30个、享受省级开发区优惠政策的工业示范基地50个;内蒙古仅鄂尔多斯市就有18个工业园区，其中自治区级别的有8个，其余为市级。

　　记者走访了中西部地区的多个工业园区，据工作人员介绍，工业园区总面积基本都超过100平方公里，一方面是给企业增加投资信心，另一方面则是为园区不断提挡升级做土地储备。

　　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全区共有47个城中村、城边村，这些村几乎都有一个“低、小、散”的村级工业园区，可再开发的低效用地4500亩，加上其他地块共有42075亩低效用地，再开发潜力较大。

　　七台河、鄂尔多斯等地的基层国土干部表示，目前我国每个县都有开发区，但利用率较低;尤其是项目高度相似，医药、电子、食品加工、纺织、机械制造、新型建材等几乎是园区必备产业，占用了大量土地。

　　基层国土干部和专家认为，如果能对粗放、低效利用的工业园区土地进行有效整合和盘活，淘汰同质化严重的工业园区，将产生巨大的土地集约节约潜力，清理出更多的可利用工业用地。

　　监管遭遇“三大难”

　　记者在部分省市调研发现，看起来具有巨大土地集约节约空间和潜力的工业用地，在用地浪费监管上却遭遇“不敢管、不能管、不愿管”等问题，地方节地监管面临沦为一纸空文的窘境。

　　前置“硬指标”遭遇地方“软执行”。单位用地投资、产出强度、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是衡量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为了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国家规定工业用地出让时，出让合同中须对这些硬指标做出明确规定。但记者在基层采访时，一些干部坦言，节地指标往往“写在纸上、说在嘴上，却难以落地，当不得真”。节地高压线“不带电”，难以遏制土地低效利用甚至浪费。河南某市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光华(化名)说，在不少地方，节地指标就是“数字游戏”，企业说多少就是多少，政府部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去较真。

　　供后监管似乎“人人能管”，最终却是无人真管。一些基层国土干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土地供后似乎政府各部门都负有监管权限，但结果并非如此。如，工业项目立项情况，由发改委、经信委负责;用地容积率由规划局负责;单位面积投入产出强度，工业园区、统计局才掌握，而作为土地集约利用重要监管单位的国土部门，却难以实时掌握这些供后土地关键利用指标，无法有效评估节地情况，有效监管更是无从谈起。国土局变成了单纯的“供地局”，土地供应后，用得好不好、是否达到集约节约要求，国土部门“鞭长莫及”。

　　对于土地闲置，国土资源部修订出台了《闲置土地处置办法》，明确规定工业用地“未动工开发满两年的，可无偿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但目前在不少地方，客观上仍然存在着闲置土地“回收难”。其中有的是用地企业打政策“擦边球”，使政府部门对土地闲置“认定难”，无法收回土地。有的则是政府原因造成土地闲置，对回收土地“底气不足”。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采访中，国土部门部分干部告诉记者，在基层，工业用地闲置原因复杂多样，很难简单划分单纯是政府原因还是企业原因。不少用地闲置，既有企业自身经营不善、发展方向调整等因素，也有政府规划频繁变动、群众信访等原因，多种因素杂糅在一起，使政府收回闲置土地的工作难上加难。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领导工程”。“现在不少工业项目都是‘书记挂帅’、‘县长工程’，领导费了大力气把企业招来，却因为土地不集约要把人家撵走，不太现实。”某基层国土局规划耕保科科长陈明林(化名)表示，还有不少人觉得应该加快上马工业项目，“不能因为土地不集约这样的小事，误了招商引资的大事”。(记者 吴涛 潘祺 李松 王政 丁铭 叶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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