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几起“非正常死亡事件”，每一件官方都给出了例行的说明，但每件后边庞大的隐性信息都仍然云山雾罩。肖文荪落水一事中，人们盛传其秘书也同时落水且“生死不明”，后被主流媒体辟谣;王金维坠楼一事中，网传多个举报王金维的帖子，但当地官方没有就此给出回应;郝壮“擦玻璃坠亡”更让人疑窦丛生，部分网友提出疑问：市委常委、公安局长需要亲自擦玻璃吗?况且，事发当日的吉林已经是冰天雪地。

　　常识判断，无论公众怎样通过巨大的自媒体网络搜集信息的拼图，怎样催促当地披露更多信息，单个事件不了了之的可能性还是最大的，特别是当地官方发现同类事件已经形成“集群”的时候。“集群”意味着可以“藏木于林”，一个具体事件不会单独挨媒体的板子，也不会首当其冲的被舆论炙烤;也意味着，同类新闻会不断完成信息刷新，转移公众的注意力，而经验看来，一旦一个事件的“新闻生命”结束，对它的有效监督期也会结束。地方政府更愿意躲过这个窗口期，而不是为此付出巨大的调查成本，尤其不愿面对可能由一个离世官员引发的、官场差序格局的变动。

　　@环球时报：探讨这种官员异常死亡事件该不该公开，是不是属于公共领域的事情，我觉得有两点标准。一是，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发生一些重大变故，当然不仅仅是死亡这一件事情，当他的这种变故和个人隐私之间出现一些矛盾的时候，我认为应该首先让公众知道，因为这种变故与公共利益有关联，也与公众的知情权相关联。二是，现行相关法规已经规定应该这么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而这次事件因为涉及柳州市政府主要领导，属于第二条所涉范畴，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公开相关信息。

　　如今，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官员特别是地方党政机关负责人的异常死亡或意外事件一经曝光，在各种平台上传播速度很快。一些官员的死亡背后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但却因为政府部门对这类事件的处理保持着“低调”、语焉不详的惯性态度，容易让公众误解为事件背后可能另有隐情。这既是对那些没有“问题”的死者的无谓伤害，也会让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

　　@中国网：通常来说，对于一个人的非正常死亡，旁观者在不知道背景的情况下，多多少少都有悲悯之心，或惋惜，或同情。而对于非正常死亡的官员，民众似乎从来不需要纪检监察或司法机关的调查结论就可“盖棺定论”，习惯性将其置于“有罪”的审判台上。诚然，官员与普通民众不同，因其职位和职权的原因，非正常死亡后，往往会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但这种关注不必然导致“预设罪名”这一唯一结果。不可否认，非正常死亡的官员中的确有因为害怕东窗事发，迫于各种压力一死了之的贪污腐败分子。但是，在调查结果没出来前，我们没有理由和权利“一棍子打死”所有自杀官员，那么网民又缘何习惯性进行“有罪推论”，认为其是畏罪自杀?

　　笔者以为，有两方面原因在催化着“有罪推论”的意识形成。一是源自官民矛盾的积聚。一段时期以来，因贪污腐败引发的官民矛盾突出，老百姓“仇官”、“恨官”，潜意识认为所有公职人员都有贪污腐败嫌疑，以至于对官员的非正常死亡，民众不但不会同情，还大有“死有余辜，不足为惜”之意。二是源自官方信息不透明。官员非正常死亡后，媒体和舆论聚焦，涉事单位或地方通报非正常死亡原因时常常语焉不详，一两句话带过。甚至针对舆论质疑的问题和提出的疑点，不予回应或承诺回应后，也不了了之。譬如，我们常见的“抑郁症”之说就是最好的例证。官方第一时间不能给出具体原因，在没有足够信息源的情况下，民众自然会用自己的方式解读官员死亡事件，下意识地将其与腐败、失职等因素关联。

　　华图解析：

　　非正常死亡，按道理说并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但如果发生在官员身上，而且在短期内呈爆发之势，要说正常估计没人会相信。再看近年来自杀的官员，因贪污腐败东窗事发而“以死谢罪”的也不乏先例。所以，民众习惯性将官员的“非正常死亡”贴上“有罪”的标签，其实，官员也是人，自杀的原因当然各有不同，需要就事论事，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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