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最迫切的就是摆脱贫困。这是基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作出的战略判断。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历史、地理原因，宁德大多数畲乡商品经济不发达，有的还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态;畲族群众大都居住在偏远地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生活较为困顿。总体而言，“闽东畲族的贫困面还比较广”。

　　198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拉开了全国性扶贫攻坚工作的序幕。

　　到任宁德地委书记后，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习近平敏锐地提出，当时闽东的老百姓连温饱都成问题，区情、区力根本不具备跨越式发展、大规模开发的条件，应当把以解决吃饭穿衣住房问题为内容的“摆脱贫困”作为工作主线，并特别强调：“考虑闽东的脱贫问题不能不考虑畲族问题。”

　　摆脱贫困，千头万绪，当从何入手?

　　“脱贫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不要言必称贫，处处说贫。”1988年9月，习近平在到任宁德3个月后写下的第一篇调查报告《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中，给出了有力回答。

　　人穷不能志短，更要振奋精神往前奔，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无论是在闽东，还是在福州，再到省委和省政府任职，习近平始终强调要以滴水穿石的韧劲，苦干实干求发展。

　　精气神足了，摆脱贫困的步伐才能更坚定。在习近平的激励下福安市康厝畲族乡东山村的变化，就是生动一例。

　　1999年6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到福安市康厝乡东山畲村调研。(资料图片)

　　1999年6月，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来到这个因地质灾害频发而整村搬迁的畲村调研。因为村支书和村主任都不会说普通话，就由33岁的村会计钟晋金汇报情况。“习书记问了我村民和村集体收入情况，我告诉他，村集体收入主要靠一片村集体的茶山，一年能收承包金900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钟晋金回忆说。

　　习近平听得很专注，然后对大家说，虽然整村搬迁了，生活改善了，但这还达不到小康水平。他当场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十六个字：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奋发有为，再创辉煌。

　　临别时，习近平拍着钟晋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很年轻，要好好干，先动起来，奔上小康路。

　　这一番话，让钟晋金动起来了。不久，他东挪西凑借了8万元，买了部二手大货车拉杂货，起早摸黑苦干，短短两年，就还清了债。之后，他又和别人合伙买了三部大货车，专业做物流。“现在，一年收入超过15万元，日子过得很好。”钟晋金说。

　　动起来的不仅仅是钟晋金，许多东山人走出大山，外出打拼。现任村支书缪石坤说，目前，全村988人中有近200人在外从事建筑行业，仅此每年就有上千万元的收入。2014年，村民人均收入12000元。

　　要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工农业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创造必要条件

　　谋定后动，行且坚毅。

　　谋民族地区脱贫致富之略，必须立足于实际。

　　在深入的调研中，习近平看到的是这样的一种实际——闽东畲族绝大多数居住于边远山区，基础设施十分薄弱，路、水、电不通问题尤为突出，致使这些地方广阔的山场、肥沃的土地等得不到很好的开发利用。

　　针对这个实际，习近平认为，要引导和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摆脱封闭、单一的自然经济状态，跨出自己的小天地，根据本地的特点，开发资源和开拓市场并举。

　　不论是开发资源，还是开拓市场，前提是突破交通等瓶颈，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筑牢发展之基。习近平说，基础设施落后已成为闽东经济发展的“卡脖子”问题，我们要予以足够的重视，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工农业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创造必要条件。

　　少数民族群众要脱贫致富，必须拔掉这个穷根!

　　在闽工作期间，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习近平倾力推动。

　　到任宁德不久，习近平就挂钩扶贫福安坂中畲族乡。

　　坂中是闽东地区畲族聚居最集中、人口比例最高的乡镇。这里距福安城关很近，却穷得叮当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交通瓶颈。1958年，途经坂中的福安—穆阳公路启动建设，后因故停建。到上世纪80年代，坂中通往外界靠的是小木船摆渡，从乡里到各村，只有鹅卵石铺的古官道，“交通基本靠走”。习近平挂钩坂中后，大力推动这条公路恢复建设。同期，该乡民族公路、老区公路也开工建设。坂中畲族群众走向外面的世界，终于有了比较方便的通道。

　　能修路的地方就修路，条件恶劣、无法修路的地方就搬迁。1985年扶贫工作刚起步时，宁德就针对偏远地方的受灾户实施“救灾搬迁”工程，迁出的群众较快地脱了贫。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又对一些发展基础和条件较差的贫困村、受灾村、草房村(户)实施搬迁。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期间，倾力推动这项工程。到1993年，全区已有76个村1289户6235人完成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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