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被冒犯的，往往是施舍者，而不是捐赠者。施舍者易怒，以此来证明人和人之间并不绝对平等。“施舍”行为是连接施舍者和被施舍者的唯一桥梁，也是强化“双方地位不对等”之意识的最有力工具。真正的捐赠者，首先关注的必定是行为本身，他们期待的是通过捐赠行为来切实帮助受捐赠者。在这里，双方的人格是平等的。受赠者有接受捐赠的权利，也有拒绝的权利，他们不会因为捐赠关系而在精神上为捐赠者所奴役，同样不会因为自己接受捐赠而感到屈辱。由此，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人们对各类捐赠平台和中介的不信任，因为这些平台和中介有自己“必须生存”的理由，它们需要从善款里提取一部分活动经费，这种权利难道不会顺理成章地使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施舍者吗?

　　@京华时报杨耕身：首先必须澄清的是，得石镇中心校的苦恼，其实不是“爱心过剩”，而仅仅只是“衣物过剩”。在这个时代，谈论“爱心过剩”还是太过奢侈。报道中付忠校长用词谨慎，一口一个“爱心”，一口一个“感谢”。我猜他这样一定是很累的。因为在我看来，那摆在得石镇中心校里的大量无法处置的“多余的衣物”，实在不能算是爱心的证据。“多余的衣物”堆积在一起，且无人需要，那就只能算是垃圾了。而且从报道来看，这些“多余的衣物”大多属于旧衣服、裤子和鞋子。“爱心”大抵是不好指责的，但是让人仍然忍不住吐槽的一句是：这都什么年月了，还将旧衣服当成爱心捐赠?

　　随着经济发展，米易县已经没有学校需要旧衣服，即使是最偏远的地方。这是当地给出的说法。但要我说，旧衣服本来就不宜直接捐赠。将旧衣服直接捐赠，很难说不是一种懒惰，或落后。指责公众的爱心总是有风险的，所以只能说，将旧衣物当成爱心捐献，表明公众的捐赠观念没能与时俱进，进而表明一种慈善文化的苍白与落后。而8年前的一条求助信息到现在仍在传播，当然也表明在搭建一种信息透明且对称的基础性慈善平台方面，还存在极大欠缺。所有这些，大概仍是需要拷问我们社会的慈善制度及发展。

　　@红网寇宇龙：8年前的一个求助帖子，今天依旧在发挥着它的力量，这听起来是一个温暖的故事。然而，沉甸甸的爱心似乎已令攀枝花的这所小学难以应对，每年几十吨的衣物如何处理的确是个难题。对于这种状况，不少人将其归结为“爱心过剩”，但真实情况远不止这么简单，爱心并不会轻易过剩，只是没有被安放在合适的地方。

　　原本那个缺少御寒衣物的学校，如今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衣服了，可问题是，这种变化捐赠者知道吗?人们依然凭借着当年的那个帖子，就开始了捐助活动，有关捐助信息的沟通是极其闭塞的。由此，不难看到，当下的许多爱心捐助活动仍然是粗线条的，缺乏精细的统计、分析，和充分的信息沟通。在信息传播飞快的当下，唤起人们的爱心并不是一件难事，像微博、微信这样的社交平台都能够成为公益活动的工具，借此可以迅速关联到许多爱心人士。而难点在于，如何将汇聚起来的爱心搬运到该去的地方，在搬运的过程中，还必须保证公开、透明，经得起公众监督。事实上，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并不好，许多公益组织存在公信力不足的问题，其中很多都和缺乏透明度有关。公益组织不能成为让人放心的爱心“搬运工”，慈善活动必然难以实现精细化运作。

　　@扬子晚报寇宇龙：不少人归结为“爱心过剩”，但爱心并不会轻易过剩，只是没有被安放在合适的地方。如何安放“过剩”的爱心?这个问题指向的正是“搬运工”问题，而答案自然离不开慈善理念的革新和慈善组织的完善。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首部慈善法的草案目前正在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其中很多条款都涉及到个人捐赠的规范性问题。而如何规范慈善组织的运作，使公开、透明原则得到真正彰显，无疑是重中之重。

　　华图解析：

　　面对堆积如山的衣物，不少人认为是“爱心过剩”，其实，我认为这只是“衣物过剩”而已，因为，随着经济发展，许多原本缺少御寒衣物的地区，情况早已发生变化，而且捐赠衣物还存在衣物的清洗、分类等工作，这些工作如果要依靠捐赠者的自觉是很难实现的，必须要有专业的组织来统筹、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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