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物价涨幅高于城市是今年物价变动最鲜明的特征。长期以来，农民收入水平低下严重制约了农民消费的增长，今年在中央一号文件和各项扶持农业发展政策的作用下，农民收入状况明显改善。但是，收入增加了，农民消费并未大幅增长，1—6月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9.1%，城市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14.7%，农村低于城市5.6个百分点，城乡消费增幅差距比近年平均水平拉达2.6个百分点。农民微薄的收入难以承受物价的高增长，是其消费需求没有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农民家底薄，承受能力差，物价水平大幅上涨，将在相当程度上抑制消费的增长。
目前来看，物价上涨，已经对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带来较大影响，当务之急，各地要尽快采取调控措施，将蔬菜、肉蛋等食品价格，恢复到合理的价位;条件允许的地方，要尽可能多给低收入群众发放一些临时补贴，以解其燃眉之急。
从长远看，有关部门要建立物价上涨与困难群众补贴的联动机制，当物价指数高于一定范围时，要及时给低收入群体发放各种补贴，确保其生活水准不降低。
应对物价上涨，方法有多种，世界各国常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价格管制，这是最原始简单的方法;二是通过财政、税收、货币等金融政策来调控，这是目前用得最多的方法;三是通过升值本国货币来减缓输入型通胀，这种做法很容易对出口造成影响;四是通过减税以提高经济效率来对冲通货膨胀的影响。
其中，价格管制以前不少政府都采用过，但很少有取得良好效果的。因为价格管制在导致市场定价失灵的同时，也否定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抑制了生产积极性，这注定了价格管制只能是紧急状态下的紧急措施，不可能成为常态下的正常措施。
应对通货膨胀，必须根据通胀的形成原因对症下药。我国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是超发货币引起的，虽然对是否超发了43万亿货币存在争议，但对超发货币的事实本身却是没有争议的。面对物价上涨，人民群众意见很大，根本原因就是百姓本身还没有富裕，却遭遇通胀，导致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下降。
目前，在“调结构”的背景下应对通货膨胀，物价管制并不是最佳选择。目前可以考虑采取综合措施，一是继续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配合加息;二是将人民币适当升值与减税相结合，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减轻百姓税负;三是进一步加强和加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与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