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府办公厅最累的一项工作莫过于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了。涉及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几十项具体措施、几百个数据，字字句句都体现着市政府的责任和智慧。而大连市政府近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是由曹连新组织起草的。曹连新把承担这项工作看成是党和人民交给他的光荣使命，他说：“就是豁出命来，也要把‘作业’做好，一定要拿出个优秀成绩”（曹连新喜欢把动笔的工作叫做“作业”）。每年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曹连新都要提前3个月开始筹备，反复研究有关文件和资料，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白天，他和起草组的同志一起参加一轮又一轮的征求意见会、座谈会；晚上，连夜组织大家根据各方面的合理意见和建议调整充实报告内容。市民政局局长杨爱民回忆：“每次《报告》中涉及民政方面的内容，他都把我叫到办公厅，拿着党中央有关文件和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对照相关提法，边学习边共同探讨着怎样表述更准确、更生动。在措辞上也十分严谨，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每年“两会”召开的前一周，是最紧张、最忙碌的时刻，曹连新更是一马当先，既挂帅又出征，天天和起草组的同志们没日没夜的工作，有时干脆连家也不回了。饿了，就吃点饼干、方便面；困了，就趴在办公桌上打个盹。当市长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庄严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的掌声响起，那是曹连新最幸福的时刻。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掌声就是人民代表给予人民公务员的最高荣誉，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
长期夙兴夜寐、宵衣旰食的过劳工作，严重损害了曹连新的身体。他的胃一直不好，时常用一只手顶着胃部，却从不去医院检查治疗。疼了，就吃几片药顶一顶。2008年10月，在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期间，他的胃已经疼得吃不下东西了，只能喝点面条汤充饥。领导和同事见他这样，都劝他到医院去做检查，甚至连住院手续都给他办好了，可他总是以工作为由推脱，直至“两会”召开。这期间，他的疼痛已经由胃部扩展到后背。一天夜里，一名工作人员到他的办公室报送文稿，看到他咬着牙、皱着眉，一边左手捶着后背，一边右手敲着键盘，一个字一个字地改着材料，心疼地说：“领导，你这么干，不要命啦！”曹连新只是微笑着轻声说：“不碍事，老毛病又犯了，过一会儿就会好的。”半个小时后，妻子郭敏急匆匆赶到了办公室。原来，曹连新感觉今天的状态特别不好，身上疼得厉害，怕回家上不了楼梯，就打电话让妻子来接他，这也是他唯一一次主动要求妻子来陪伴自己。郭敏回忆说：“那天晚上，我在他的办公室默默地等了两个多小时，我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他，我的泪水也一直在流。他是那么专注地做着‘作业’，忘记了自己，忘记了病痛，他真是一个为了工作不要命的人哪！”
2009年1月14日，在领导和同志们的“逼迫”和家人的再三催促下，曹连新终于到医院做了检查。从医生们躲躲闪闪的眼神交流中，他预感到了自己的病情很严重。1月15日，又进一步做了胃镜检查，结果很不乐观，医生建议他立即住院手术。然而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检查完身体，还是照常到机关上班。
2009年1月18日，经北京医院专家会诊，曹连新被确诊为“胃癌并低分化腺癌、肾透明细胞癌”。
得知自己的病情后，曹连新表现得十分平静。他对领导和家人说：“人总是要面对死亡的。只要一生不做亏心事，活得有价值，死又何妨？”
曹连新患癌症住院的消息传开，领导和同志们感到十分震惊和难过，纷纷前往医院探望，他总是说四个字：“不用”、“别来”。同志们知道，他不是一个会客套的人，他是怕大家耽误了工作。
妻子郭敏说：“连新住院期间，常常不自觉地做出左手拿眼镜的动作，右手做出拿笔的样子。他实在是太想工作了，工作就是他的命啊！”。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夏连德回忆：“有一次，我去医院看他，他特意嘱咐我说，‘反正我呆着也没事干，你以后就辛苦点儿，把一些需要呈报的文稿送到这里审签吧’。”难以想象，他生前组织起草的最后一份文件——《关于促进中小企业稳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竟是在病魔缠身、不久于人世的病榻上完成的。这份文件，为大连市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提高企业运行质量，促进全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连新用他“案无积卷，事不过夜”、清心寡欲干事业的“老黄牛”精神，深刻地告诉了人们：责任是一种人生，有责任的人生胜过生命。
干净干事，他把清白留人间
曹连新生前最为人称道的，不光是他的才华和工作精神，更有一种共产党人“干干净净干事，清清白白做人”的浩然正气。
一位作家说过：非生理意义上的“傻”是一种境界。在有些人看来，曹连新就是这样的一个“傻”人。早在1981年，曹连新就是大连韧铁铸造厂的副厂长，1983年又被提拔为厂里的党支部副书记。可是他却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妻子郭敏回忆，1982年俩人结婚时，住的是她母亲借来的一套房子。直到1987年，孩子已经4岁了，他们才有了一套44平方米的旧房子，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这个房子是曹连新曾工作过的五金工具工业公司分给他的。之前，一家三口都是借房子住，5年间搬了6次家。照理说，一个企业领导，大小是个干部，住一套能遮风避雨的房子也不是什么难事，况且他也是确实需要房子。可是，每次研究给他解决房子问题，他总是说：“我是党员干部，这点困难能克服，还是把房子分给最困难的职工们吧。”当年韧铁铸造厂的老职工宋秀芬老人回忆：“曹厂长为人仗义，在厂里是出了名的好人。调房时，他把房子让给了身体有残疾的工人；涨工资时，他把指标让给了扫卫生的困难职工；就连厂里发张电影票，他都送给一线工人去看……。”曹连新调到市体改委工作后，机关也曾给他调整过住房，但他看到一位快要结婚的下属因没有房子发愁，就把房子让给了这位同志。自己依然住在当年分给他的那套破旧的只有一室半的老房子，而且一住20年，从没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曹连新现在的家，是上世纪80年代盖的一处78平方米楼房，顶层5楼，夏天热，冬天冷,到了雨季房子漏雨，家里总要准备一些大大小小的水盆接雨。妻子郭敏回忆：“这个房子是2008年市政府分配给我们的。住了一年以后，连新才告诉我，当时组织上提供了多套房子让他选择，有锦绣的，有老虎滩的，都是新房，面积都比这个大，房子都比这个好。我问他为什么要选这个旧房子，他回答说，这房子离单位近，方便工作，我每天下班这么晚，总让司机熬到半夜等我，太麻烦人家了。房子旧是旧了点，但比咱从前的房子可好多了。再说，我下班可以走着回家，既解放了司机，又锻炼了身体，多好啊！”
曹连新在生活上一向严于律己，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老朋友杨爱民回忆：“连新除了工资没有别的收入，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唱歌、不跳舞、不打麻将、不进桑拿，业余生活很单一，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很朴素，没有什么太好的衣服，他的西服也就几百元左右，就连吃顿饭都很严谨。我们认识了25年，又做过邻居，既有工作交往又有私人交情，可是他从来都没有请我吃过饭。一次，我们俩共同的一个老朋友从北京来到大连，我做东把连新也叫来了，他来了酒都没喝，饭只吃了一半就因为有工作先走了。”市政府门卫值班员陈广先说：“经常碰到曹秘书长晚上拎着个小筐去市政府的公共浴池洗澡，这是公共浴池里不多见的局级领导，我还替他搓过背呢。”
曹连新当过厂长、处长、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政府副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可他从不公权私用，一尘不染。在负责企业股份制改革审批期间，个别企业为了得到他的“特殊关照”，有的请他吃饭，有的送纪念品，还有的提供“好处费”，曹连新从未动摇过。他曾严肃的告诫身边的同志“决不能为了自己得到点好处，让国家利益和职工利益受损。”当时，不少人为了弄到企业的原始股，想方设法找门子、拉关系，而这对当时负责企业改制工作的曹连新来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可他不但一股没买，还谢绝了企业为答谢而主动送来的股票。曹连新负责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文稿审核工作，大家都知道他是领导的得力“参谋”，是离领导最近的人，不少人找他，想让他引见领导办些私事，他都拒绝了。为这，他得罪了一些人，骂他“死不开窍”、“傻帽”。每当听到这些议论，他总是坦然一笑了之，并不在意。
2008年，一位下属找他帮助协调解决妻子下岗就业问题，他二话没说，连续联系了十几个用人单位，帮助安置了工作。事后，二人几次登门要表达谢意，都被曹连新挡了回去。他还亲笔修书一封：“人世间是需要互相帮助的。凡是真诚的相助，是不需要任何回报的。做一点分内的事是应该的，你和你爱人的善良心意我领了，其他一切不要做。祝你们幸福。”这封信至今仍保存在这位下属的手中。
曹连新对家人的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他的儿子曹鹤伟 ，自小聪明好学。2005年大学毕业后，他和很多同学一样面临就业的难题。妻子曾向曹连新“吹风”：“咱就这么一个儿子，你无论如何要想想办法。”这对时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他来说，根本不是件难事。可是曹连新的回答让妻子很失望：“孩子的未来要靠他自己去闯，我相信我的儿子。”后来，曹鹤伟一个人去北京闯荡，就职于北京同仁堂医院的物业公司。一年后，升任公司人事部长。曹连新看到儿子的成长进步很高兴，利用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机会去看望了儿子，并送他一把尺子，勉励他“要像尺子一样，严格要求自己，笔直的走人生正道。”2007年5月，为了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儿子辞去工作回到了大连。当时正好赶上事业单位招聘，曹鹤伟报考了市民政局下属的一个军队干休所物业管理岗位，笔试成绩只差了0.25分没通过。当时民政局长正是小时候抱过他的杨爱民。杨局长至今对这件事念念不忘，谈起来就流泪：“和连新25年的交情，他的儿子遇到了困难，他都没来找我，而我是在这件事过去了很久才知道的。连新这个人就是这样，原则性很强，向来公私分明，他可以无私的帮助朋友，可是当他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却从来不告诉朋友；他为别人做了太多，却从不向别人要求回报。”杨局长至今还不知道，如今已是26岁大小伙子的曹鹤伟 ，仍是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临时工，父亲至死没有替儿子安排一份工作。
生活中的曹连新总是这样告诫自己的亲属：“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不要指望我能为你们谋多大利。”他的小姨子有会计师证、统计师证，1996年，她参加市直机关的公务员考试，笔试成绩合格，她找到姐姐，求姐夫帮她跟有关部门或领导打个招呼。可曹连新说：“如果给她安排了，不就顶了别人的名额了吗？”最后，小姨子没有通过面试，只好找了个企业上班，没过几年就下岗了。2007年，小姨子参加事业单位考试，两次初试成绩都入围，她再次恳求姐夫帮忙，曹连新就是不张这个嘴，结果，小姨子没有被录用。
当下，在党员干部中流行着一个“三子论”，即房子、票子、孩子。曹连新用他一生的清白，守住了这最难守的三座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