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技术层面的方法，促进公务员招考的公平公正是有必要的，但根本保障还是基本的制度建设。而且，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日前，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复市民意见时表示，有关部门将讨论公务员面试中取消考生姓名介绍环节的可行性。如可行，将在以后的面试环节中取消这一环节。对此，有公务员考试专家认为，抹去具体姓名介绍，以号码代之是可行的做法。
       其实，“匿名面试”同样存在漏洞，且有可能让钻空子者更好地利用之。

众所周知，在考生姓名完全被封住，评卷老师完全随机抽取的笔试阅卷中，都存在作弊的可能，比如考生用双色笔答题，在考卷的某个地方留下痕迹，以此给阅卷老师留下蛛丝马迹以便关照。这才有笔试中考生必须注意答题规范，否则视为废卷处理的规定。那么，在需要人与人交流的面试中，仅要求考生不介绍姓名，很难做到真正的“匿名”。因为在交流中，个体的情况必然会“暴露”，考生不报姓名，事先被“打过招呼”的考官，照样可以根据考生的言谈举止，轻易地知道面试者是谁。

而且，在“匿名”的名义下，这种关照可能更“到位”。这就如一些地方的高考，采用技术手段防止作弊，既要在入考场时用仪器检测考生是否带进作弊工具，又要架设屏蔽仪屏蔽信息，可就是这样，有考生还是能把现代化作弊设备带进考场。问题在于，操作设备的是人，仪器会在关键人物出现时失灵。“匿名面试”也是如此，以前如果考生报姓名，考官要关照，可能还有所顾忌，而现在是根据“代号”评分的，也就可以无所顾忌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匿名面试”一无是处。事实上，这种做法在企业招聘时也时常被采纳，除了以示公正，还力图排除招聘官用考生的出身评价考生。但，要让这种做法真正促进公平公正，还需要其他制度配套。

其一，申诉与问责制度。目前的公务员招考，已经建立公示制度，但公示的信息有限，更重要的是，即使考生对公示结果有质疑，申诉的渠道也不够通畅，而针对申诉开展独立调查，并对责任人问责的机制也不健全。曾有人认为，当下的“父辈就业”与就业者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意识、维护行动不够有关，如果这真是一条原因，造成这一局面的，就是就业者对维权的结果缺乏信心，担心无功而返。

其二，提高公职人员子女就业状况的透明度。不可否认，父辈的权力和“人脉”，会以某种方式“世袭”。而加大对公职人员子女就业等情况的监督，则是减少这种“世袭”的重要手段。在公务员招考中，只有公示与监督公职人员子女就业等事项，才能解决表面“公开”操作，背后暗中“圈定”的问题。事实上，虽然各国、各地区官员财产申报所规定的申报主体不尽一致，但为数更多的做法是将配偶、未成年子女包括在内。

因此，采取技术层面的方法，促进公务员招考的公平公正是有必要的，但根本保障还是基本的制度建设。而且，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因而需要加速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