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当下大家常常谈到一个词就是“给力”，请问如何让道德给力呢?
阮青：要加强国民道德教育，重塑道德主体，培养高度的道德自觉和道德自信。应该讲，中华民族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道德教育体系。早在 1949年上海英文报纸转载《纽约星报》的文章，讨论“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取得胜利?”内容记述了美国远东问题战略专家对当时中国革命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取得节节胜利，因为他们在开展群众运动的过程中，成长起来一股道德和文化的力量，造就了一支年轻有为的领导队伍，一个纪律严明和深为群众爱戴的政党。蒋介石到台湾后总结失败教训时说，“我们此次失败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其中，“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是重要原因。这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道德和文化的作用。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集中体现为道德自觉和道德自信。道德自信指道德的觉悟和觉醒，对道德的地位和作用、发展规律和历史使命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道德自觉是对长期历史积淀深深扎根于民族灵魂的对自身道德的充分肯定和自豪，对道德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和极大勇气。一个缺少道德自觉和道德自信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记者：那么如何培养国民的道德自觉和道德自信?
阮青：这当然是要通过教育、引导和规范，尤其是通过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和规范，使国民产生一种价值观的认同，从而把价值观作为一种内在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在这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优良的传统。孔子主张：“工欲善其事，必 先 利 其器”;“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肯定主体自身具有趋向“仁”的内在自觉性。“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即通过克制、约束自己的言行、欲望，使之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如此反复多次，礼中所包涵的道德精神就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内化为人的素质，从而实现“仁”这个最高的价值目标。在这方面前苏联有着深刻的教训。苏共垮台后，有人总结其垮台的教训之一是，“有些东西把人说厌了，说烦了，说恨了”。今天，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所呈现出的价值观的多样性、多元性、差异性、异质性的客观现实，对国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什么样的价值观教育、怎样进行价值观教育，是我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一个关系民族未来的重大问题。
其次，建设良好的规章制度来保证道德规范的实现。这需要社会制度的顶层设计为道德规范的实现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更需要具体制度的设计为道德规范的实现提供具体依据。这一点可以向发达国家学习。如 1836年的《德国刑法典》就有对见死不救者追究法律责任的条款，1980年形成现在的“救助失责”款，其中包括为保护救人过失而专门规定的豁免条款，目的在于使人做好事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过失造成伤亡而遭到责任追究，继而鼓励旁观者对伤、病者施以帮助。目前中国民众对相关立法的呼声非常高，深圳市已经就《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条例会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完善起来。实践中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每一个新问题的解决都是实践的伟大进步，对每一个新问题的新认识都是理论上的创新。
再次，可以采取必要的、恰当的仪式，把道德规范通过长期的积淀而内化为主体的基本素质。新加坡的中小学生每天入学第一件事是朗诵《公民价值观》;美国人听到国歌一定要立正。这是一种仪式体验教育。仪式是价值追求的实现形式，能够使人产生一种神圣感、自豪感和归宿感;仪式又表现为一种公开的承诺，使人确立一种价值目标，为实现价值目标去拼搏;仪式作为一种价值观的宣示，确立一种行为规范，既可以得到他人的监督，又可以产生一种自我约束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