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板当小“村官”的“重庆旋风”

　　“我到垫江石岭村当‘村官’，就是为农民打工，不要工资，也不拿一针一线！”2008年1月，亿万富翁刘群成为重庆首吃“老板当‘村官’”螃蟹的人。

　　两年间，石岭村从毛毛虫蜕变成花蝴蝶。

　　刘群预料到自己的成功，但他怎么也没预料到，自己播下的种子，会在两年后的春天，开出一大片花朵来。

　　一个缩影

　　5月4日，万州桑树村村民张泽华，特地起了个大早。

　　他要熬一付中药——寻找这个治疗脱发的秘方，耗费了他整整两月时间。

　　药熬好后，张泽华并没喝下去，而是将药倒进了保温杯，然后走出家门，挤上一辆中巴。

　　半小时后，他迈进桑树村党委书记袁安明的办公室。

　　“袁书记，你每天为我们劳累，43岁头发就掉了大半，你一定要把这药喝了！”张泽华有些哽咽。

　　袁安明何人？为何受到如此爱戴？

　　1977年，桑树村的冬天特别冷。一天下午，已几天没吃饭的袁安明躺在柴房里，正饿得瑟瑟发抖，

　　屋外响起了敲门声，母亲把门打开，一个扛着麻袋的男子急匆匆走进来。

　　“大姐，听说你家已经断粮好几天了，我四处借粮，终于凑了30斤包谷。”男子是村支书张世涛。

　　美美地吃着包谷粥，袁安明暗许誓言：长大后，我也要当这样的“村官”。

　　30年后，袁安明兑现了誓言。作为年产值超40亿元的民企老总，他成功当选桑树村党委书记。

　　新官上任，袁安明烧了三把火。

　　一把火：先修路。村民出地，自己出钱，短短几月，一条两公里长的碎石路，从半山腰蜿蜒出来。

　　二把火：建码头。路通后，袁安明跑手续、找商家，短短几月，一个年产值达800万元的货场码头横空出世。

　　三把火：壮经济。通过生意上的关系，袁安明把20余家私企引进了桑树村，村民们可以上班挣钱了。

　　“村资产由负债400万元变成了净资产500万元，我们感激袁书记。”张泽华说。

　　袁安明式奇迹，不过是千名老板下乡当“村官”的一个缩影。

　　“两翼”之困

　　“一个小偷摸进万州农民廖中国的家，不仅片物未取，反而在桌上留下200元。”市科委主任周旭在调研中流泪了，“可以想象‘两翼’农民穷到啥程度了。”

　　重庆直辖十余年来，GDP年均增速超过10%，但辉煌背后，“孤岛经济”日渐凸显：都市发达圈人均GDP与渝东南、渝东北之比为3∶1.5∶1，大于全国东、中、西部的落差。

　　“重庆要发展，最难在‘两翼’地区的脱贫致富。”薄熙来书记很揪心，这件事干成了，城乡统筹就很具体了，干不成，城乡统筹就是一句空话。

　　薄熙来策动了“万元增收”大戏：三年内，让“两翼”95%的贫困农户增收万元。

　　这出大戏，也牵挂着市委统战部的心：“‘两翼’农户要增收，重中之重就是抓产业。”

　　如何在抓产业中有所作为？一番调研走访后，“刘群模式”跃入市委统战部眼帘。

　　2月22日，在民营经济助推“两翼”万元增收大会上，市委统战部锐声宣布：推荐1000名民营企业家到“两翼”当“村官”，助推万元增收。

　　“村官”履职方式有多种，既可进入村级“两委”任负责人，也可以村长助理、经济顾问等形式，指导农民增收——千名老板下乡当“村官”助推万元增收，就这样拉开帷幕。

　　老板下乡

　　“村官”那点月薪，对身家过亿的大老板而言，毫无吸引力。

　　怎么才能打动他们呢？市委统战部也烧出三把火。

　　一把火：以情动人。

　　“有的企业家在外发达了，但以前生活过的村子还很贫穷。”市委统战部经济处处长王进说，“我们就从感情上打动他，希望他能为乡亲脱贫致富，奉献一份心力。”

　　以情动人让“袁安明们”走上反哺路。

　　“点滴之恩，涌泉相报。我当‘村官’，就是想为家乡作点贡献，带领乡亲过上好日子！”袁安明说。

　　二把火：以利动人。

　　“不能光以情，更好的办法是以利。”王进说，“很多民企的产业链都不完整，吸引他们当‘村官’，把原材料等基地建到‘两翼’，让他们在完善产业链的同时致富乡亲，一举两得。”

　　以利动人让企业家们兴奋起来。

　　“做经济顾问是件好事，把自身产业与相关村子对接，最终实现双赢。”德庄集团董事长李德建说。

　　三把火：以名动人。

　　“有的企业家在商业领域成功后，渴望参政的脉搏便越跳越剧烈，但因门槛限制，他们找不到很好的参政渠道。”王进说，“下乡当‘村官’，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舞台。”

　　以名动人让“郝庭燕们”开始上山下乡。

　　“在经商之外，终于有一个政治舞台可以展示另一种才能。”春瑞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庭燕说。

　　三把火之下，千名老板下乡当“村官”荡开一池春水。

　　带头大哥

　　往平静湖面扔一块石头，涟漪会波及很远。

　　这就是“涟漪效应”。

　　“在企业家纷纷下乡当‘村官’后，就急需几块石头充当带头大哥，来砸出‘涟漪效应’。”市工商联副主席刘杰锋说。

　　市委统战部、市委组织部、市工商联开始联手培养“带头大哥”。

　　第一个带头大哥叫“南方模式”。

　　统一建猪舍、统一供资金、统一供猪苗、统一供饲料、统一供疫苗、统一供技术、统一大回购，保证每头获利至少50元——“七统一保”的南方模式，让参与农户户均增收1.6万元。

　　“把企业生产车间建在农户家。”南方模式引领企业家们依葫芦画瓢，带领村民向养殖业进军。

　　第二个带头大哥叫“小天鹅模式”。

　　小天鹅集团董事长何永智担任石柱县冷水乡经济顾问后，通过建立蔬菜、辣椒等采购基地，带动冷水乡8000余户农户走上万元增收路。

　　“把原材料基地建到农村去。”小天鹅模式引领企业家们如法炮制，带领村民向种植业进军。

　　第三个带头大哥叫“民生模式”。

　　民生能源集团投资14亿元，在黔江、秀山等地投资了12个项目，解决了一大批农民就业，“人均月收入2000元左右，可帮助3200余户农民实现万元增收”。

　　“到‘两翼’招工去！”民生模式引领企业家们竞相效仿，以“解决就业”引领农户万元增收。

　　在三种模式引领下，4月，171名民营企业家与“两翼”地区签订了208个项目，总投资近205亿元。

　　“一大批农户将在千名老板下乡当‘村官’中富裕起来。”王进目中希望闪动。

　　监督之战

　　王进脚底起泡了。

　　两个月里，他跑完了“两翼”十几个区县。争分夺秒，就是想干好一件事：在每个区县培养50名联络员。

　　“既要是当地农民，又要品德好，还要有一定文化素养。”王进浏览着一张张报名表说，“这种人需要慢慢淘。”培养联络员干什么？

　　“对企业家‘村官’进行监督，随时报告农户万元增收进展情况。”王进说。

　　“虽然企业家‘村官’的处事动机大多是出于公益，但其背后的隐忧不容忽视，一旦发展农村的‘公益冲动’变成利己的‘私益冲动’，监管将成为难题。”市委党校教授黄远固说。

　　已有农户发出了质疑：当村里利益与企业利益发生冲突时，老板能否一碗水端平？甚至牺牲私利保全公益？要避免“企业家治村”的损公肥私，就须建立制度防火墙。

　　“联络员制度就是一种尝试。”王进说，“每个联络员都是直接选用的参与万元增收的农民，他们必然会对企业家‘村官’的每个项目进行全程监督，我们将对越红线企业家进行问责。”

　　在建立联络员制度之后，市委统战部又制定了“助推‘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工作进展情况报送制度”等六个文件。“在七个文件监督下，老板当‘村官’助推农户万元增收将走上科学、健康的轨道。”王进说。

　　相比而言，大学生“村官”给“两翼”农村带去的更多是知识和文化，为农村发展增添了后劲；而老板当“村官”送去的则是直接的财富和资源，可推动“两翼”农村经济迅速转型。

　　既弥补了大学生“村官”的不足，又致富了“两翼”农民，这是一种很好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