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党政公选工作条例 需处理好几个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党把制度建设摆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不断探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发布，是我们党对干部工作认识的升华和结晶，是干部制度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对于更好地落实“三个代表”要求，更好地贯彻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必将发挥重大作用和产生深远影响。在广泛学习、宣传的基础上，把《条例》落到实处最关键也最困难。我认为，在《条例》贯彻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自觉执行和强制执行的关系。在党内建立一个好的制度体系是非常重要的，而制度的执行更加重要。干部制度作为党内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建立和执行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干部制度是关系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把人民的权力交给谁，关系每一个干部的实际利益和政治前途，关系干部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最终决定党和国家的命运与人民利益能否实现的大问题。吏治上出问题，就是我们的事业根子上出问题。因此，对干部问题和干部制度，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全社会历来高度关注。《条例》是我们党根据干部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干部队伍发生的深刻变化，总结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干部工作的宝贵经验，在《暂行条例》实行七年多的基础上，经过精心修订而发布的第一个比较全面、基础、综合、系统的重要党内法规，是一个体现时代要求、达到了一定高度的比较好的党内基本规章。党内法规体现着全党的意志，在执行过程中，对党内任何人都有强制力、约束力，但是这样强制力、约束力必须建立在全体党员自觉自愿服从、切实履行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才能收到最大效果。应当看到，我们制定的法律和制度总体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执行的情况往往并不令人满意。现在社会上一些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党内一些人有制不依、执纪不严的问题是比较严重地存在的。所以《条例》一发布，人们就有一种担心，它会执行得好吗?令人深恶痛绝的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核心是吏治的腐败，根子就出在用人制度本身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已经建立的比较好的制度得不到严格执行的问题上。影响制度执行的原因比较复杂，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上不少人对法律没有信仰，法制观念比较淡薄，执法守法的力度、法治权威不够，党内严格执行制度的观念比较淡薄、执纪监督力度不够。所以，《条例》这样重要的制度要执行好，首先必须建立自觉执行的基础，关键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要带头自觉严格执行，并通过他们教育和带动广大党员和干部认真执行，同时，必须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党员、群众的监督力量，遏制和纠正一些人不能自觉执行制度，甚至故意践踏制度的行为，把自觉执行和强制执行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好《条例》的作用。

　　二是坚持原则和继续探索的关系。所谓坚持原则，就是《条例》贯穿的基本精神、原则、标准、程序、方法和纪律等是必须认真执行和落实的，在执行中是不允许依据个人或者少数人的好恶、习惯甚至私利而随意打折扣、讲价钱的。制度制定、实施后就必须树立权威，严格执行，发挥效益，这是制定制度的初衷。比如《条例》提出的“党管干部”等六条原则，体现了实体原则和程序原则的有机统一，它们中哪一条在执行和落实中都不能打折扣，去掉任何一条，都会发生程度不同的问题。所谓继续探索，就是在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执行干部制度、做好干部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加上《条例》贯彻的初期是一个适应期，一定有不少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认真探索和处理，有些条文还要在实践中取得经验，不断完善，一些新办法还要不断创造出来。比如，“党管干部”的原则，它的具体含义怎么科学地界定，到底采用怎样的管法才能适应实际的要求，理论界是有讨论和争议的。但不论怎样，再用计划经济年代的办法管理干部，按党政干部的模式管理所有的干部，已经严重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方面已经有些改革，但是力度不够，必须继续研究探讨。又比如，《条例》里面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像严格科学的干部考察工作责任制、干部选用工作责任追究制等，主要还是提出问题，具体操作的问题，还要取得经验，继续制度化、明确化，否则，是执行不好的。还有，像严格科学的干部任期制、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提到的弹劾制、实际生活中在一些地方的基层组织已经实行的竞选制(如“海选”)等等，从发展趋势和长远看，都是需要积极探讨、逐步实行的。不断探索，是实践和时代的要求，是干部工作和干部制度建设与时俱进的体现。坚持原则和继续探索必须密切结合，偏于哪一方面，都可能为一些人在贯彻《条例》方面有意无意打折扣找到借口、留下漏洞，这是最危险的。

　　三是干部工作可能实现的民主程度和党内外要求扩大民主参与的关系。《条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扩大干部选任工作中的民主程度，在坚持实体民主的基础上，更注重程序民主，目的就是为了切实落实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干部选用工作中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和监督权，打破过去干部体制中存在的神秘性、由少数领导在党政机关、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封闭性以及以任命为主要形式的单一性，增强透明度，坚持身份平等，引入竞争机制，创造选贤任能、人才辈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干部体制。比如《条例》把“党管干部”、“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民主集中制”和“依法办事”作为原则，把“民主推荐”作为“必须经过”的环节等等规定，就把实体民主和程序民主有机结合起来了，为扩大干部选任中的民主程度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尽管如此，实际生活中还是会发生两个问题，一是《条例》对民主程序和程度的安排可能不到位、不落实；二是有些人感到《条例》给予的民主程度还不够，希望参与空间更大一些，程度更深一些，特别是对比较高级的党政干部的选任，不要说广大群众参与的程度不够，就是基层党组织的党员、中下层干部参与的程度也很低。有些人认为中国发展民主不能太快太急，理由是所谓民众素质差。实际情形怎样呢?从近年社会政治发展的形势看，民众素质与民主发展是有关系，恐怕不是根本问题，因为在某些单位，群众素质不低，民主的实现程度并不令人满意，而有些地方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村民自治组织用“海选”的方式选举村委负责人，效果倒不错。这就说明，问题主要是在民主操作程序的科学组织和安排方面，在好的制度的落实方面，在党员、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坚强保障和有效落实方面。所以，在《条例》的实行过程中，对于可能实现的民主程度和党内外扩大民主参与的要求都要平衡和顾及到，既充分保证制度安排给民主提供的可能程度，又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发展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为执行好《条例》提供更加合适的社会环境，逐步减少领导干部的“选拔”，增加“选举”的范围和层次，不断为“选拔社会”向“选举社会”发展创造条件。

　　四是干部能进能出与能上能下的关系。能进能出与能上能下是干部工作的老大难问题，对《条例》的贯彻关系重大。“能进能出”与“能上能下”是密切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过去，我们形成了干部部门和单位所有、封闭管理的体制，形成了干部只要不犯大的错误、不触犯刑律，就只能进不能出、只能上不能下的格局，近年来干部队伍又急速膨胀，没有形成科学配置、有序流动的自组织系统，这是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干部进出上下空间的大小、难度的大小，是干部机制是否科学、干部任用渠道是否畅通的试金石。《条例》的目的最终要落实到建立科学有效的干部管理机制上来，让社会上的优秀人才能够顺利地进入干部队伍，担负领导责任，做到“能进”“能上”；让干部队伍里的优秀人才能够安心工作，争做贡献；让实践证明确实是平庸拙劣者，即使担负了一定的领导职务，也能顺利调整下来，甚至离开干部队伍，“能出”“能下”，而他本人还感到心服口服，这就把干部队伍搞得充满生机活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奠定了必胜之基。《条例》的各项规定，都涉及到干部“能进能出”与“能上能下”、更好地进和上、出和下的问题。《条例》是一个比较好的规章，严格执行好，解决干部“能进能出”与“能上能下”的问题必定会取得很大成效。当然，干部进出上下，在现有的社会环境和干部体制下是非常复杂的，有许多具体细致的事情需要研究处理，而且干部队伍越庞大，存在的问题越多，处理起来就越困难和棘手。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为什么建国以来进行了七次机构改革效果不能令人满意?根子恐怕就是干部进退流转的灵活机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牵扯到复杂的人事关系，利益格局不容易调整和解决。严格执行《条例》，把干部正常新陈代谢的有效机制建立起来，不仅对在岗的干部是一种强大的激励和压力，促使他们不断提高素质，发挥潜能，而且对有志于从事党政机关工作的人敞开了大门，对及时补充干部队伍的新鲜血液，增强和保持干部队伍的整体活力是大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