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虽然当前网络问政方兴未艾，但对于网络民意的敷衍、懈怠仍然存在于部分政府部门中。据中国社科院不久前公布的对43个省会城市和较大市政府网站信息公开情况的调研结果，政府网站作为地方政府公开信息的渠道，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要么是长期打不开;要么是只重形式不重内容，更新非常不及时;要么是寻找信息非常困难，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经常是花费大量时间后仍是一无所获。

    而且，现在很多官员对于网络民意在心里仍比较抵触，面对网民“问事于政府”，诸如“已阅”这样的答复常常让网民无所适从。他们对网络民意的反应是被动的，也就是当一件事在网络上已经议论得沸沸扬扬，相关政府部门的反应才姗姗来迟，这就有一种被网络推着走的意味。因此，网络问政应该突出主动性，主动了解网络民意。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正如温总理在与网民交流时所言，我们现在有4亿多网民，他们代表的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而且包含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当网络民意愈来愈被政府重视时，如何让网络问政成为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就成了重要的问题。

    网络问政无疑很“好看”，体现了政府在网络时代的与时俱进，但如果让其有丰富的内容而变得“好吃”，真正成为政府与民意良性互动的平台，而不仅仅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工程，就需要着眼于制度建设，开辟民意表达的制度通道。没有制度的推动，网络问政有可能成为“一阵风”，只在某个时间节点上热度特别高，而一旦过去，也就迅速降温。同时，如果没有制度约束，网络问政也有可能成为因人成事的现象，随着某一位领导的更换而变得不稳定。显然，从重视到倚重，网络问政显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6.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谈道，信息状况的重大变化，传播的重大牵连，总是伴随着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一个开放的社会，首先是信息的开放，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对信息的控制和垄断，是欺骗和奴役的基础。在互联网政治时代，信息的被控制较之过去变得更加不易，成本更高。网络所带来的信息公开化与阳光化，对信息垄断具有天然的颠覆作用，是开放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催化剂，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新动力。网络的出现，加快了中国迈向开放社会的转型速度。

    麦克卢汉曾经说：“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当网络参与政治之后，它将更便捷地推动官员与民众的直接对话，提高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在2010年的“两会”中我们看到，网络使得公众与代表们的关系更加紧密，公众的政治参与将不仅仅限于投票，更方便了内容上的传达与参与。〖=2〗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网络只是嵌入现行体制内的技术工具，网络问政与民主政治是两个概念，不会自动消除现行政治的沟通难点，网络舆论不能代替正常的制度解决社会问题。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需要的是常态的制度化的治理，我们不能把解决社会矛盾冲突过多地寄希望于在网上闹成新闻事件，或者直接在网上联络到更高层的领导。

    对于“两会”代表而言，偶然地从网络获取某个民意，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必须有现实的政治参与的制度衔接，网络问政才能够真正落实到现实政治，就此而言，且不说网络问政，即使现实中的政治参与，也亟待制度性的保障。

    在网络问政火热一阵之后，我们需要的是常态化、固定化和制度化的信息沟通，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公开的回复与处理的问责机制，让公众与网民参与监督。确保网络问政中民众反映的问题得到回应，贡献的智慧能够被运用到施政实践当中，从而让网络科技切实转化为执政的“生产力”。

    7.网络具有不具名、上网的每个人都能够发表意见这样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同时也是网络问政需要解决好的问题——网络问政如何防止形式化、表面化和作秀。现在来看，政府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既然把网络问政作为一种很好的表达民意的方式，政府就应该把它制度化，落实到一些具体的部门当中去。

    比如说如何将这些网络上分散的信息进行收集，进行分类，然后再细化到日常工作当中去，而且还急需解决怎么去回复网民、这件事情如何处理的问题。处理的过程结果都需要公布给网民，而有了这样的机制，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能否在政府网上建立一个常规的渠道，而不是再像网民发帖子这样东一句西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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