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回避能否拔掉权力根系

　　“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

　　——一位当地主要领导对《中县干部》的作者冯军旗这样说道

　　2011年，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的论文《中县干部》受到了媒体的强烈关注。这篇博士论文中“政治家族”一节揭示了当地家族政治对基层权力的垄断。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

　　——官位有“世袭”。张泰康及其女婿曾先后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氏家族的另一成员张得彬及其内弟高玉溪曾先后任中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正科级亦不鲜见。

　　——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干部子弟的“不落空”。改革开放以来，中县的强势单位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垄断单位变成了政府机关，不变的是，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

　　一位老县长曾这样比喻：“这是猪进庄稼地，啃了苞谷啃红薯，啃了红薯啃南瓜。”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县医院曾是中县最好的单位，被称为标准的“窝子兵”。有一次医院里的两个老医生打架，每一方的亲戚和关系户都上来帮忙，这场“单挑”最终变成了“百人大战”……

　　同样是2011年，始于2009年的“茂名官场震荡”因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市委书记罗荫国被检察机关带走而到达顶峰。在罗荫国之前，茂名市有多名官员先后“落马”，包括两名副厅级以上干部、含公安局局长在内的三名公安干警、一名区法院院长、一名市国土局局长，另有市检察院检察长跳楼自杀。

　　茂名官场积弊已非一日之寒。有当地公务员评论说，此次反腐风暴犹如击鼓传花，诸多弊案不过是在罗荫国接手后爆发而已。在接近罗荫国的人士看来，罗荫国在茂名高州为官期间甚为低调。1993年高州撤县改市，罗荫国集书记、市长于一身，此后直至1998年6月，一直担任高州市委书记。 据他回忆，尚在茂名市长任上的罗荫国常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我是乡下来的，斗不过那些城里人。”

　　然而，事态在2007年4月罗荫国担任茂名市委书记以后发生转变。至案发时止，罗荫国的妹妹、妹夫、妻弟等人分别在茂南区劳动局、茂名市刑警支队、信宜市检察院、茂名市中级法院、茂名市财政局、高州市卫生局等部门担任要职。 茂名当地官场人士认为，罗荫国未能善终，与其本地成长、本地为官的个人经历不无关联。

　　2011年，曾经的明星市长，广东省中山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启红这次成为了阶下之囚。2011年4月6日，李启红内幕交易案在广州中院第二法庭开始了两天的公开审理，一同接受法庭审判的还有她的丈夫、弟弟、弟媳等家族成员，十名被告人中有三对夫妻，李家就占了两对。

　　李启红从政的足迹，始终没有出过中山市，甚至没有出过中山城区。1988年1月，中山市升格为地级市后，李启红一直在中山市委、市政府担任领导职务，没有交流到其他地级市，也没有过下乡挂职。1997年10月至1999年3月，李启红担任中山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

　　此后，她分别担任中山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代市长等职务。2007年1月，李启红担任中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直到2010年5月31日，56岁的李启红被中纪委“双规”。

　　土生土长的中山人，李启红的家庭成员都在中山，李氏家族在当地有着许多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在中山政商两界都形成了严密、复杂、庞大的关系网。这些关系千丝万缕地结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一股很强大的势力。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就李启红案指出，关键是市长、一把手的权力过大，权力的来源、运行没有制约，权力的运行结果也没有监督;另一方面，其权力的运行不透明、不公开，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干部任用和任免、公共预算都带来负面影响，现在我们的好多地方都是不公开、不透明的，这为暗箱操作提供了方便，必然产生权力家族化，这也导致了李启红家族的形成。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盘踞于一方的家族政治-利益集团仍然存在，它们的根系往往深入当地中国关键领域，攫取着本属于人民的宝贵资源和财富。如前文所述，仅2011年便可以找到以上三个典型样本，对当前形势的警惕切不可松懈。

　　针对本次《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的发布，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就对记者表示，公务回避本身并非干部选任的硬性标准，也就是“举贤大可不避亲”。但在实际操作情况中，人情交易的泛滥已经使干部招聘、升迁变了味道，出台这样的限制性规定就在情理之中。

　　地域回避：需要理性看待的异地任职

　　事实上,中国的异地任职由来已久。早在封建王朝时期,为防止官员结党营私等弊害,就坚持地方首长的属籍回避制与三年一届任满轮换制度。唐朝制定了较完善的《回避条例》,不许官吏任“本郡州县及邻本郡县官”。起先提出“千里之内不为官”,后又改为“五百里内不为官”、“千里内之不为官”,还有“南人北官,北人南官”的规定。明朝把全国分为三个大区,“定南北变调用人”。

　　而在当今中国，包括省部级高官、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级院检察长都已实现异地任职或是大范围交流任职。2007年、2008年，全国党政机关干部交流人数达63.3万人。截至2009年12月底，中央管理的干部实行交流任职的共307人次。其中中央、国家机关之间交流107人次，中央、国家机关交流到地方40人次;地方之间交流53人次，地方交流到中央、国家机关66人次，企业之间交流20人次。

　　从党的十七大至2010年，先后有8个省区市纪委书记、12个省区组织部长进行了调整，全部由交流干部担任;目前，31个省区市党委书记中有28人是交流干部，占90.3%;除5个民族自治区外，26个省市政府正职中有20人是交流干部，占76.9%;纪委书记中有19人是交流干部，占61.2%;组织部长中有24人是交流干部，占77.4%。

　　“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

　　——2007年，新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发表了这样的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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