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采访对象反映，虽然腐败不直接属于收入分配范畴，但它却渗透和影响着分配格局。西安一家动漫公司的总经理李斌说，现在，不管是搞房地产、办煤矿，还是想进垄断企业或当公务员，要想借此进入高收入阶层，往往要靠“关系”和“票子”开道。只要这种腐败“潜规则”存在，收入分配就无法“阳光”。

　　还有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只有1/3，国家能够监控的只有“白色收入”，这意味着大量收入脱离了所得税调节范围，游离于监管之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白色收入”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主渠道，所以必须不断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养老金等转移性收入，让“白色”成为收入主色调，彰显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

　　4. 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而欧洲与日本大多在0.24到0.36之间。我国在所有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甚至还有专家指出，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2010年3月6日，表示，在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仍然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譬如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在初次分配中工资所占比重偏低，城乡居民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还比较大。这些不仅造成了消费投资关系的不平衡，而且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张平提出，在城镇，要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的增长机制和支付的保障机制，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地调整或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要完善工资形成的制度。在再分配方面，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的调节。

　　2010年“两会”期间，全国总工会保障工作部部长邹震向媒体透露，近年来全国总工会对收入问题进行了多次调查，从调查所了解的情况来看，现在普通职工的收入水平偏低，增长相对缓慢。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格局中所占的比例逐步下降，收入差距逐步拉大。邹震称“从调查情况来看，75.2%的职工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太公平，有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是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中最大最突出的问题。”

　　“本世纪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呈现向政府倾斜的态势，这主要是由于政府收入尤其是地方政府收入中各种非预算收入比重上升导致的，并造成了预算内财政收入比重偏低，使得国家财力分散，影响了政府公共财政职能和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发挥。”某知名学者表示。

　　5. 2010年，江苏省在全国率先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随后，宁夏、吉林、山西、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天津等省市自治区相继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过20%。

　　2010年5月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日前透露，有20个省份计划在年内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其他具体措施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过程中。记者从相关人士处获悉，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起草修订的《工资条例》将在年内出台，全社会呼唤已久的工资协商制度、同工同酬等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条款将被纳入其中。

　　针对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表示，除了让收入分配更趋合理，此举另一大意义在于调整产业结构，“企业发放工资增加了，生产成本就会增加，这就逼迫企业必须向更有技术含量的领域转型。”

　　6.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

　　有关专家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

　　“资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说，这与我国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资源价格成本构成不完全，资源税额低、开采成本低、不承担环境恢复责任……这是“煤老板”超常致富的“秘诀”，也是分配手段调节失灵、贫富差距拉大的“症结”。

　　许多专家还认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尤其是投机性投资行为的盛行，也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拉大了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实业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的局面。而且，资本与土地、资源三者之间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等人说，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

　　专家们认为，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有悖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严重侵害了个人发展权，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其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间造成收入悬殊落差的同时，也在人们心里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7. “虽然现在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忍受力比过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去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拉美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一阶段尤其要防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动荡。“当前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社会情绪积累，容易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产生不信任感，甚至出现了‘公有制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劳动不再光荣’等认识偏差，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从战略高度整合社会认识分歧。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他指出，当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综合运用三个条件：一是3.5万多亿元的中央财政收入能够解决大量的民生问题，有了共享的财富基础;二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强烈意愿和社会共识，可转化为推动改革的势能;三是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我所用，即别人“吃一堑”、我国“长多智”。

　　对于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国泰君安证券总经济师、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告诉记者，我国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对富人进行有效征税，从而导致了贫富差距过大。目前我国工薪阶层是个税纳税的主体。据统计，我国工薪阶层税收占个税总额的比重在65%左右;而在美国，年收入11.3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占美国纳税人的10%，他们缴纳的个税占联邦个税总额的71.22%。为此，在个人所得税上，他建议，将目前个税征收以个人为单位，改为以家庭为单位、以年度时间为一周期来进行，这样基本保证了一个家庭最基本的消费、生活需求，免除了月度征收的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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