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法检考试时政热点:审批制下的心理失衡
国家大机关工作、援藏、担任处长,陈柱兵的经历,几乎囊括一个年轻干部成长中很多宝贵因素和不可或缺的光环,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落马,他的仕途将是一片光明,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他倒下了。倒在了当处长的日常工作中,倒在了援藏的艰苦日子里,甚至,倒在了与“朋友”真切交往、共同捞取好处的“情谊”里。
陈柱兵的名字引起社会关注,始于很久以前的一条反腐新闻。当时的消息说,财政部的一名处长因为索贿和捞取好处,而受到了检察机关的查办。而最新的消息则是,他因为受贿罪被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而且,还是“法院鉴于陈柱兵主动供述侦查机关尚不掌握的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有自首情节,依法从轻处罚”。
从青年时代的意气风发,到人到中年的事业巅峰,峰回路转之间,陈柱兵的命运就像坐上了过山车,起伏跌宕。从普通干部到负责核心业务的处长,陈柱兵走过了10年的时光。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年轻人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原因,让人对其身上发生的故事扼腕叹息?
检方指控,陈柱兵从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间受贿2454.4万元,主要发生在担任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处长期间,“利用掌握国家专项资金管理权,为企业获得政府专项资金提供帮助,向企业索取好处费”。
由于负责将国家财政的专项资金、贴息资金向企业拨付,拨给谁,拨多少,陈柱兵有相当大的审批权、裁量权。要不要向这些流水一样奔流而去的资金伸手,就成为一个“职务不高、权力不小”的年轻干部面临的真实考验。
富足生活的憧憬与向往,现实处境的窘迫与压力,似乎编织着无数奋斗青年的“北京梦”、“都市梦”。虽然福利分房成为历史,但可以低价认购内部经适房、集资房,此举让许多机关年轻干部得到了安居之所,不必像很多同样在北京奋斗的“蚁族”、“北漂”年轻人那样在高房价下无奈叹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面临着“工资不高、压力很大”的生活难题。
如何通过努力改变自身的生活境遇?在这方面,陈柱兵显得相当主动。司法调查显示,陈柱兵通过一些“中间人”介绍,将自己的审批权交换成受益企业给的“好处费”,而且,按比例提取,从10%、20%甚至到40%。只要接受拨款的企业能够接受,那么“愿者上钩”。比如,检方指控中有这样的细节:中间人将钱带来,“拿出一个布袋,里面有30万元现金”,交给陈柱兵。随后,他将这一企业“申报的资金额度提高到了300万元”。
一般而言,基层官员受贿,往往与熟识和有利益关系的企业家、官员行贿有关。在县、乡等基层部门,熟人行贿的问题比较普遍。而陈柱兵身居中央部委,高楼大院戒备森严,与基层单位、地方企业并不熟悉。因而,陈柱兵围绕资金审批权的交易,往往有中间人牵线、勾结谈判、讨价还价等环节,形成了独特的“陌生人行贿”现象。
公开资料显示,2005年12月至2007年1月,陈柱兵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援藏时光。在此期间,有自称为他“朋友”的中间人从中斡旋,利用陈柱兵了解财政部专项补贴资金的情况,进行申报、审批、拨付资金、收取好处费等一系列运作。
应该说,行政审批大笔一挥,就决定了一笔钱款的用途和去向。而财政补贴资金不是银行贷款,贷款需要偿还,而财政资金则是在政府花钱时分一杯羹,属于“天上掉馅饼”,对于企业而言,付出再多好处费依然是“有利可图”。因而,陈柱兵索贿之旅所向披靡,直到案发。
从一审结果来看,牵涉陈柱兵审批权交易的企业分布广泛,包括湖北、山东、四川、西藏、湖南等省的一些企业,而且,不乏公众比较熟悉的知名企业。对于一些机关部门审批权过大问题,不仅要提醒相关年轻官员约束私德、敬畏法律,理性面对寻租诱惑,更要强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对审批权的约束和监督,以此减少陈柱兵式悲剧重演的可能性。(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