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记者梳理了2013年部分因贪腐受审官员的法庭“最后陈述”及悔过书发现，几乎每名贪官都会对自己的人生和罪行做出总结，虽然最后陈述形式和内容各异，但核心内容大多是请求轻判。

　　检阅每一名落马贪官的悔过书，我们都会惊讶地发现，这些饱含热泪的肺腑言，都隐含着一个可怕的假设，即再给他们一个为官的机会。然而，生活终究不是童话，人民的权力也不是被戏耍的筹码，假设论从来都只适用于“事后诸葛”的幡然醒悟。而事实上，权力在运行中早已给了他们无数次的“假设”：假设第一次受贿后便惴惴不安，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顺理成章”;假设第一次权力寻租时，会想到自己会因此而锒铛入狱，或许当初就不会如此“肆无忌惮”。遗憾的是，当他们手握公权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公权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将自己“斩于马下”。

　　后悔药从来都不存在。可透过这些忏悔，我们看到的是“边界模糊与管理失范”的公权镜像。比如对公权的限制与平衡、对人性弱点的规避与讨论，这些早已不是第一次提及。然而，虽有前车之鉴，却仍不断有步后尘者。这是贪官忏悔录里呈现出来的最为失望的镜像。

　　更为错乱的是，不管落马贪官的悔过书多么字字泣血、令人“声泪俱下”，他们给社会的警醒作用却总是在“肤浅”的表面。一些还未犯罪的官员可能并不会因为他们的倒下而抑制欲望的滋长，一些已经犯罪却还没被发现者，似乎也不能从中读到警醒的教育价值。

　　在欲望跟前，一些人心中的恶或被激发。这个时候，就需要在人性之恶与国家制度之间，形成一个动态的监督体系，让制度以公共的名义将那些个人之恶扼杀在摇篮里。而要解决这个难题，严肃法律法规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的制度设计不能给贪腐留有死角，因为反腐的重点并不在于抓了多少贪官，而是我们的反腐体系能否从根本上防止他们贪腐。贪官忏悔录里，已经投射出了当前防腐系统漏洞百出的权力镜像。我们能做的，或许只能是让防腐制度更加细致缜密，让权力践行者更加小心翼翼，否则，倒下的贪官只能是个案的终点，却不能完全呼应民众对制度反腐的殷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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