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红豆汤事件’，70家企业都有问题，总计罚款平均下来，每家不到8万。”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王小康说出这个数据，让在场的李克强总理非常惊讶。3月5日，在全国政协科技界别小组讨论会上，王小康再提此事：某个省份对超生的家庭罚款80万，可企业违法排污罚款还不到8万元。

　　平心而论，王小康提到的80万超生处罚，只是“某省份”的;“红豆汤事件”中涉事企业被罚不到8万，也有待核实，将二者比较，有选择性类比之嫌。但排污罚款远不及“超生处罚”的现象，却并不少见。而它道出的，是当下治污的怪现状。

　　其实，罚违法排污企业几万元，已很不容易了。一些地方为了GDP，对违法排污基本不闻不问，只有舆论曝光、上级督办后，才会给点象征性处罚。至于依法对违法排污责任人进行治安拘留甚至刑事追究的，更少之又少。

　　环境执法对排污处罚不力，有人认为是法律不“给力”。确实，环保罚款上限低是个问题，如按照《水污染防治法》，环保部门对违法排污最高只能罚100万。据悉环境领域改革的方向，是依照污染造成的损失按比例罚款，这思路值得肯定。

　　不过徒法不足以自行，即使按目前环境法规，有多少地方是把法律赋予的权力用足用好的?把河流污染成“红豆汤”、“牛奶河”，有多少地方进行了依规重罚?再者，若觉得国家法律的标准低，也可通过地方立法来补足，去年《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不就取消了对违法排污的处罚金额上限，并按日计罚吗?

　　可见，对排污处罚不力，阻碍不在法律，而在治污决心。不对地方官员治污失职、渎职追责，恐怕改变不了环保执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提出，要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此次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要出重拳强化污染防治，“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这也显示了治污决心，下一步，无疑应快马加鞭，就机制完善拿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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