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媒体传出保定将成为中国“政治副中心”的消息，虽然发改委和保定市的相关人士很快表示“没听说”、“不知道”，但这还是触动了舆论的神经：该如何对北京等超大城市进行资源和人口分流?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成定论，保定承接首都功能纾解和产业转移的大战略也已形成。在民间，紧贴北京的几个河北区块早已开始京冀的“一体化”，那里涌现的大批房产都由在京工作人口购买。京津冀协同发展既是自然过程，如今也有了来自中央的政策推动。

　　现在舆论中有不少声音期待完全由中央主导分散大城市压力，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促进资源分配的公平。然而需要指出，政府对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不是万能的，这期间市场的调节力量必须受到鼓励。

　　北上广等超大城市的形成有计划经济因素，但不全是。首都的政治功能可以部分拆解，但这不是无限的。上海广州形成超大规模，市场因素更高。

　　分散超大城市的资源确有必要，但需看到，在当前地域差距的现实下，有些资源今天只有在超大城市“才是资源”，换个地方可能就不是了。比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它是北京的优质资源之一，但它如果搬迁到中国今天的某个中等城市，它的市场将迅速萎缩，用不了几年就会衰落。

　　再看看足球，群众性要比话剧广泛得多，它最火爆的市场和表现最好的球队就相对分散一些，但也都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中国资源的不均衡，说到底还是超大城市同中小城市综合社会发展的不均衡。要促进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让那里的民众变得有钱，形成滋生新优质资源或者吸引外部优质资源前来落户的社会基础条件。

　　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多颇具竞争力的中小城市，中国前三十几年改革也诞生了一些特色中小城市，它们都具有极强的自我生长力，它们如能够继续发展、增多，将是重构中国优秀资源布局、缓解中国超大城市人口压力的真正希望所在。

　　人口不顾一切地向大城市汇聚，这在发展中国家往往最突出。人口集中带来了繁荣，也积累了最终难以承受的生态压力。由于中国并未根本解决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问题，我们限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也一直未有实质进展。

　　年轻人是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绝对主力，他们极少有人是冲着大城市的“优质社会服务体系”去的，他们是冲着工作和前途而去，为此宁肯忍受拥挤和雾霾。中小城市需要有工作，有更多薪酬不比大城市低太多的工作，有能够让年轻人构想一生前途的社会发展愿景。这一切往往等不来，需要像苏州、义乌、张家港那样拼出来。

　　如今国家扶持中小城市的愿望非常强烈，限制资源向超大城市集中也已成国家的政策自觉，但现在来自中小城市的创新和拼搏冲动需要进一步激发。中国需要产生面向未来的一批新特色产业城市，各地需要创造强有力的杠杆，撬动这些潜在的机会。

　　如果保定最终得以扮演纾解首都部分功能的角色，那么这其中有幸运的成分。这样的幸运不可能是普遍的，对大多数中小城市来说，超大城市的功能和资源不能等着分配到自己头上，需要去“抢”。改革是各地竞争力重塑和大爆发的过程，谁有本事“抢”，未来就属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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