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谣式“限牌”让追查泄密成反讽

　　与之前天津突然实施“双限”法一样，杭州的“限牌令”也属于“突然袭击法”。所不同的是，由于一份与当天发布会材料如出一撤的“新闻通稿”在限牌前夕疯传网络，引起各方闻风而动，成了商家促销的推手，并两度掀起购车高潮。随着车辆上入牌的井喷，以及“限牌令”的落地，一边是政府对限牌的不断辟谣，一边是商家限牌的确切消息，谣言最后成了事实，辟谣反倒成为谣言，勾勒出一幅绝妙的讽刺图。

　　辟谣式“限牌”已让人无语，再对泄密进行调查，确实有点自扇耳光的味道。不过，有了天津等地的先列，可以说越是避谣越有可能成为真实。对政府行为进行反向理解，已经成为公众的另类习惯，由此也不难看出政府公信流失到了何种程度。当然，这样的看法源于对现状的认识，拿政府公信为谣言背书的事举不胜举，那些信誓旦旦的承诺，往往最后都成为谎言。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突然宣布自即日起，将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的1‰调整为3‰。而就在4天前，针对股市早有传言相关部门才在正式场合进行了辟谣。几乎可以说，公众已经对公共管理部门这种为秘密而秘密，辟谣式政策出台，已经有了天然的警觉和高度的免疫力。

　　任何信息都不可能空穴来风。由于政府公信不足，实施政策缺乏基本的程序正义，才有了谣言与反谣言，秘密与反秘密，保密与泄密之间的角力，并最终形成官意与民意的较量。其实，限牌与否并非问题的关键，程序上的有失公义才让人无以接受。一项重大决策的出台，本应遵循基本的程序要求，比如召开通气会、意见会、听证会等等，让外界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可行性、必要性上建立更广泛的共识。这些程序被忽略不说，关键还继续运用辟谣式的老办法，显然已丧失了底线敬畏。在自身没有操守的情况下，希望其他人讲操守不免让人哑然失笑。

　　其实，谁泄的密其实并不重要，这也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自己信誉无法获得认同的情况下，任何调查启动，对公众来说都无关重要。这只能说明，当决策本身违背程序规范，那么其就很难获得程序本身的保护，与其说泄密是出现了“内鬼”，不如说是那是对失信的一种惩罚。对于公众来说，没有什么比光明正大更有尊严感。

　　或许，相比于限牌令本身的出台来说，“突然袭击”所体现出来的治理懒政，才是最让人无法接受之处。限之前怎么混乱怎么投机都无动于衷，而限之后又对于刚需的利益，没有完全考虑。政府治理不应只讲总量，不讲结构，只讲暂时不讲长远，只顾自己而不兼顾民利。若利益取向、程序运作和治理模式都出现了问题，这恐怕才是真正的公器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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