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言

　　用市场化手段推进一体化

　　北京大学教授 吴必虎

　　京津冀一体化并非新话题，而是喊了很多年都难见动静的老话题。之所以难推动，其内因是大量优质资源和中央权力集中于北京，没有人愿意离开。外因是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没能像长三角那样形成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梯形结构，而是以北京为圆心形成的圆柱形经济结构。

　　十八大以来一系列的深化改革措施，特别是强调以市场为主导配置各种资源的改革大方向已经在高层取得一致。

　　因此，我给政府的第一个建议是，尽量疏散各种非必要的权力、资源，鼓励全国各地承接北京现有压力。比如，央企、科学、教育、文化机构去行政化后，没必要集中在北京。有些去行政化的事业机构可以放到最需要它们去管理与服务的地区，比如铁路总公司可以放到郑州。

　　去行政化后的各大协会可以根据区域特色置于不同的城市，比如中国考古学会可以放到西安。“中国”字号的使用权完全可以放开，国字头的博物馆可以按照各地特色分散到全国。

　　北京好看的东西太多了，很多收藏品丰富的国字头博物馆常常是门可罗雀，可以考虑把中国电影博物馆放到上海，中国戏剧博物馆放到昆山，中国地质博物馆放到嵩山。

　　很多大学更可以搬到其他城市，相信很多城市求之不得。哈佛不在华盛顿，牛津不在伦敦。中国科学院各大研究所可以分散到全国各地的大学中，让科学机构通过政府采购和知识产权转让形式获得科研经费，养那么多人真的没用。

　　有人说，这些机构如果搬离北京会有人辞职，但要看到，如果真释放集中管制，会有人愿意发挥能动性和创造力，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一旦他们在最适合他们发展的地方成长起来，就会成为推动民主、市场化改革的新动力。

　　第二个建议是，对北京市政府的考核去经济增长化，代之以环境治理与城市管理水平的考核。同时，将京津冀一体化规划实施程度和整体生活质量提升纳入三地政府的统一考核体系，这样才能真正改变各自为政、各为其钱的恶性循环格局。

　　具备以上两个基本条件，才谈得上是市场化推动下的京津冀一体化。弱化北京的经济中心功能，特别是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定位要下调，买东西不必千里迢迢到北京，到上海、香港就成，看故宫可以来北京。整个京津冀地区都不应再围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钢铁工业展开经济竞赛。

　　根据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以及天津作为华北地区海港城市和工业商业城市，考虑到京津冀地区在水资源、生态承载能力约束下的地理条件，以京津为双核中心城市，周边形成与其发展配套的支持性城市群。

　　此外，还要强化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秦皇岛等地之间的城际高铁与轻轨通勤系统，在空间上形成真正跨行政区的大首都圈，圈内实行统一的无线通信覆盖体系，形成完整无缝的城市服务与管理框架，让此间的城市在交通、生态建设、户口与就业、医疗教育、社会管理等方面全面实现一体化。

　　一句话，要充分结合市场手段，而非单一行政手段逐步推进京津冀的一体化进程。(京华时报)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关键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课题组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这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在实践中，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关键要处理好哪些重大关系?有可能在哪几个方面率先实现战略突破呢?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意义

　　从国家战略层面看，京津冀地区在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崛起中担负着重大使命。

　　其一，打造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世界级城市群。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成为引领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迫切需要建设若干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群，为我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质资源集聚和配置、产业重构和升级提供核心平台。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中心，拥有完整齐备的现代产业体系，也是国家自主创新战略重要承载地，其发展目标应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其二，构筑中国乃至世界的研发创新、高端服务集聚区。京津冀地区是中国自主创新、高端服务、现代制造的核心区域，在加快中国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中担负着科技引领、产业支撑的重要使命。首都北京的产业已呈现服务主导和创新主导特征，天津的产业呈现高端制造和技术集约特征，河北正在积极打造现代制造产业带和沿海重化工产业带。未来一个时期是京津冀地区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合力打造世界级研发创新、高端服务和“大国重器”集聚区的重要阶段。

　　其三，带动中国北方向东北亚、西亚、中亚、欧洲全方位开放的门户地区。京津冀地区正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和连接欧亚大陆桥的战略要地。加快京津冀地区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实现我国新丝绸之路战略下对东北亚、中亚以及欧洲等的全方位开放，进而带动我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扩大中国经济的影响范围。

　　其四，探索建立科学持续、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区域发展示范区。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可在3方面发挥全国示范效应：一是针对京津冀跨省际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着力探索跨界治理、“抱团”发展、政府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机制;二是针对首都北京面临的雾霾、水资源短缺等“大城市病”，着力探索超大城市通过功能疏解、空间优化，实现中心与外围共生互动的新路径;三是针对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形势严重的突出矛盾，着力探索建设生态友好、环境优美、宜居宜业、社会和谐的新模式。

　　此外，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不仅有利于实现京津冀三地优势的有机整合，增强区域的整体优势，而且通过京津冀地区的快速崛起，将进一步激活和带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

　　协同发展关键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关键要处理好以下四大关系。

　　第一，中心城市与所在区域共生互动关系。从都市圈理论与实践来看，中心城市与所在区域存在着共生互动关系。从京津冀来看，城镇体系的“中心——外围”特征明显。尽管近年来北京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疏解的措施，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各种优质要素仍在向京津两大城市集聚。如何处理好中心城市与所在区域的关系，在中心城市功能疏解过程中带动中小城市发展，进而构造起合理的城镇体系，提升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意义重大。

　　第二，北京与天津两大核心城市分工合作关系。京津合作是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与关键。一方面，“双核心”能否形成合力事关全局。京津作为相距仅有100公里的两个千万人口超大城市并肩而立，世界少有。京津各自优势明显。

　　北京拥有得天独厚的首都优势、总部优势、科技人才优势、全国市场优势以及全国交通枢纽优势等，是区域当之无愧的首位城市和核心;天津凭借现代制造优势、海港优势以及科技人才优势等也位居全国前列。如何突破藩篱，使京津“双核”形成合力，成为推进京津冀区域快速发展的重点所在。

　　另一方面，京津实力水平接近，合作领域更宽，影响更深远。京津合作，由于经济技术水平接近，产业结构错位，资源禀赋各异，因此更多的是功能分工、强强联合、互补合作，如金融合作、科技合作、物流合作、海空港合作等，合作领域更宽，影响更深远。只有处理好京津的功能分工、优势互补与有机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才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三，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关系。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东部的发达地区，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北京、天津两个超大城市，使城市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压力越来越大，影响到京津冀能否可持续发展。

　　像京津冀这样一个重化工业占有较大比重的地区，能否在推进区域协同发展进程中，逐步化解加快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压力的矛盾、人民群众改善环境的迫切要求与环境治理的长期性矛盾、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与淘汰落后产能的矛盾等，是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第四，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的关系。能否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区域协同发展成效。在实际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行为边界，如产业协作、企业创新、要素流动、资源配置等经济活动应该更多地由市场来调节，政府主要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在一些市场失灵的领域，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建设等则主要由政府来规划和协调。

　　其次，要处理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如何探索建立一个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跨界治理协调机制，以保障通过区域的协同发展，使经济更具活力、社会更加公平、运行更有效率，是我们亟待回答和解决的一个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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