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社论

　　要让社会资本敢于进入开放的项目，必须以更刚性的制度保证社会资本的未来预期，切实打消社会资本的顾虑。

　　4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的政策措施，决定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推出80个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除铁路、港口、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工程等项目外，下一步油气勘查、公用事业、水利、机场等领域也将扩大向社会资本开放。

　　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引入社会资本，作为明确的政策导向近年被反复强调。为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等20多个部委还明确了分工和承担的任务，各部委也都曾出台过实施意见。然而客观看，成效不够明显，推进仍显迟缓。民间投资者对进入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领域仍心存忧虑，社会资本的优化配置仍然遥远。

　　市场反应之所以落后于政策指引，原因并不难找。市场准入门槛高的领域，往往也是垄断程度最高、行政介入最多的领域，并因此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垄断格局固化而不利于竞争格局发育，有利于审批式监管而不利于市场自决的行业生态。即使开启了欢迎社会资本进入的大门，但内部的森严门禁仍难冲破。

　　此次推出80个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是首次以投资体制改革的名义作出的部署。尽管向社会资本开放的领域与过去的“新36条”大致重叠，但却包含了以改革突破僵局的意图。

　　突破点在哪里?就在能否切实打消社会资本的顾虑。当下，市长说了算而不是市场说了算，仍然是随处可见的行政惯性。由于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还未建立起来，什么项目需要审批，什么项目只须报备，如何在不同市场领域实施有效监管仍不明晰。在一些领域，从管理部门到垄断格局的得利者缺乏主动改革的动能。现实操作层面与政策导向层面的这种背离，让社会资本不愿进入。

　　此外，垄断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权重问题也没有解决。社会资本的普遍担心是，即使进入了过去不得其门而入的市场领域，如果不能实现不同资本的平等待遇，那么社会资本就可能成为单纯的输血者，而不是经营管理的参与者。基础设施投资，本就具有投资额度巨大、回报周期漫长的特点，制度成本降不下来，经营管理权又不能明晰，让社会资本不敢进入。

　　不愿与不敢，说到底就是市场环境不够优化。优化环境，就必须减少不合理审批的成本，就需要鼓励而不是抑制社会资本形成投资组合，拓展民营金融，就必须明确社会资本合法进入和合法退出的路径，就应该以更刚性的制度保证社会资本的未来预期。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80个项目向社会资本开放，也是在落实和兑现改革承诺。这80个项目，覆盖面远超投资体制改革这一项，如果可以顺利推进，将实现改革的深化。形成了这样的改革局面，其刺激经济增长的客观作用也将由短暂而转为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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