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沉船不力，韩国总理辞职

　　韩国总理郑烘原27日宣布就“岁月”号沉船事故引咎辞职，为政府未能阻止事故发生以及应对不力向公众道歉。

　　青瓦台发言人闵庚旭随后说，总统朴槿惠批准了郑烘原的辞职请求，将在沉船事故搜救工作收尾后受理辞呈。

　　道歉

　　郑烘原当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电视向全国直播。

　　“就未能阻止事故发生以及在事后未能适当应对，我作出道歉，”郑烘原说，“见证了家属的痛苦以及人们的悲痛和愤怒，我觉得我应该做的事情是负全部责任并辞职。”

　　郑烘原说，自己已经成为政府的负担。

　　“我本想早点辞职，但处理局面是第一要务。我认为，在离开前帮忙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他说，“但是我决定现在辞职，不再作为政府的负担。”

　　郑烘原负责统筹政府应对“岁月”号事故。他先前探访安置点时，遭家属推撞和质问，有情绪激动的家属向他投掷水瓶。

　　当天晚些时候，青瓦台发言人闵庚旭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总统朴槿惠批准了郑烘原的辞职请求，但由于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沉船事故搜救工作，因此将在事故收尾后受理辞呈。

　　痛苦

　　新闻发布会上，郑烘原脸色严峻。

　　对于“岁月”号事故，他说:“这起事故让所有韩国人陷入极大的震惊和悲伤中。事故已发生多日，失踪者家人的尖叫声依然让我晚上无法入睡。”

　　“岁月”号本月16日在韩国全罗南道珍岛郡屏风岛以北海域发生意外进水事故并最终沉没。截至27日，船上476人中已确认188人死亡，174人幸存，仍有114人失踪。

　　遇难和失踪者中，许多是前往济州岛修学旅行的韩国京畿道安山市檀园中学师生。“岁月”号进水侧倾后，学生们一开始被告知留在原处，错失逃生机会。

　　呼吁支持救援

　　“岁月”号事故发生后，韩国政府因应对不力饱受外界批评，包括事故伊始对获救和失踪人数统计错误、专业救援力量没有及时到位等。

　　另外，有关部门监管不力也备受诟病，调查发现“岁月”号事发时装载货物远超安全载货上限吨位。

　　事故发生时，包括船长在内的多名“岁月”号船员抛下乘客率先弃船逃生。韩国检方26日说，“岁月”号15名幸存航务船员已经全部被逮捕或拘留，面临渎职等指控。

　　郑烘原承认，“岁月”号让他意识到韩国社会一些存在已久的不法和玩忽职守行为，“我希望我们可以以这场悲剧为契机，解决这些问题，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郑烘原呼吁民众全力支持救援行动:“亲爱的韩国国民，现在不是相互指责、而是完成救援行动以及妥善处理善后事宜的时刻。我恳求你们协助克服这一困难局面。”

　　“我真诚希望，韩国国民以及‘岁月’号受害者的家人能够原谅和理解我无法履行我的职责。我再次恳求你们支持(救援行动)。”他说。(新华社 林昊)

　　韩国反对党批总理辞职“不负责任”

　　韩国最大反对党“新政治民主联合”27日批评当天辞职的韩国总理郑烘原“完全不负责任”。

　　“新政治民主联合”联合领导人之一安哲秀当天在记者会上说，总理的辞职“不仅完全不负责任还很胆怯”，总理和内阁首先应该全力处理沉船事故，负责任的态度是向国民道歉，并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

　　安哲秀还要求总统朴槿惠为“岁月”号沉船事故向国民道歉。他说，面对事故，总统应该展示应有的责任感。“诚挚的道歉至少会给失去亲人的家庭带去一些信任和安慰”。

　　该党另一位联合领导人金汉吉也在记者会上批评了政府在沉船事故发生后表现出的无能和混乱，他说，人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

　　韩国在野党甚至执政党近日都认为政府在“岁月”号沉船事故上应对不力，要求内阁集体辞职，或者对相关部门负责人问责。目前韩国执政党及反对党均停止了与6月举行的地方选举有关的竞选活动。(新华社)

　　韩国总理成了替罪羊?

　　韩国是一个注重权威、服从的民族，尽管强调民主、法制，但在正常情况下，年长、位尊和当权者的权威总能受到更多尊重，他们的话更“管用”，他们的指令也得到普遍遵守和服从。但权威是柄双刃剑，更大的权威和号召力，意味着一旦出问题后更严重的责任，因为社会将普遍认为，正是因为位尊者、当权者的错误，才导致更严重的后果，既然大家是因为服从、尊重你的判断、决定，而导致事态如此，你就必须将“责任包袱”背起来。

　　此次沉船事故的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中，打捞工作也未完全结束，应该说，此时此刻界定责任为时尚早，就事故责任进行追究、处理，也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但正是由于前述社会风气、文化传统，令沉船事故的相关各方承受着与日俱增的压力，在这巨大压力下，弃船时率先逃跑的船长Lee Jun-seok被逮捕，“岁月”号渡轮上许多负责船员此后也相继被捕，朴槿惠政府和执政党也受到广泛问责，已有多名政要或传被追究，或已辞职、被解职，组织春游的学校方面也同样深陷漩涡，52岁的安山市檀园高中副校长Kang Min-Kyu因不堪重压，在落水获救后不久自缢身亡。

　　俗话说“知耻近乎勇”，对重大责任事故敢于引咎，勇于担当，是值得称许的，这种风气的存在和普及，有助于提告全社会、尤其公权力部门的责任意识，从而减少人为责任事故的发生率，对提告各级官员、公务员的使命感、危机感，也有一定作用。

　　自韩国第六共和国(1988年起)至今，总理共有32任、31位(其中9任系代总理)，据不完全统计，因受到问责或与总统发生分歧，主动辞职(包括辞职但被慰留)者多达7人，其中郑云灿2010年7月29日因新首都定位问题和总统李明博分歧而辞职，李海瓒因身为总理在铁路工人大罢工期间休假打高尔夫球被曝光辞职，黄寅性因任上韩国决策对外国有限开放大米市场，遭到农民群起反对而辞职，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郑烘原的辞职，是有例可援，一脉相承的。

　　但也应看到，和民主、法制更健全、成熟的国家相比，韩国的“辞职文化”更多源于社会风气和民族文化传统，追根溯源，甚至还可联系到儒家的“灾异免官”和“援例待罪”上。这种风气、传统既有积极的一面，也不免有消极、过时的一面，如重舆论轻证据，重社会效应轻科学论证，重短期效果轻长远效果，等等，以此次沉船事故责任追究、担当为例，许多人的担当、引咎或被查处，显得过快、过急，如自缢的副校长本身究竟该负多少责任至今仍说不清楚，而他在救援之初即迫于压力，自缢在幸存者被安置的体育馆，对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的心理，客观上起到了雪上加霜的负面效果。

　　更重要的是，这种并非基于严谨制度、森严法纪和法制、科学精神，而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俗例”性质的引咎辞职，往往会出现“该担当的未担当，不该负责的却负责”现象，副校长自缢、船长却幸存的反差且不去说，即以总理而言，尽管在灾后反应、公关处理等许多方面确有表现不当之处，但名义上是内阁最高首长的总理，因系总统提名、国会批准，事实上仅是礼仪性质的职务，内阁真正的负责人，行政机构的最高长官，都是总统而非总理，由他出面为行政机关的失职和责任负责，可谓失之公平，时过境迁，未必不会受到“找替罪羊”之讥。(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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