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多样的社会活动，行政机关拥有多种处理手段和管理方式，行政强制即为其中一种管理手段，它是行政机关排除来自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阻力的一种工具，是行政机关权力行使的最后手段。缺少这一手段的保障，行政机关可能无法进行有效管理。

　　无论是行政强制措施还是行政强制执行，都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力中表现最为激烈，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影响巨大的行为方式，它可以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或财产直接受损。

　　从行政执法的运作过程看，一旦行政机关动用行政强制，事实上即意味着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双方的友好合作宣告结束，行政机关的权力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或财产权利进入了直接交锋。因此，行政强制制度的正确运用，能够保证令行禁止，实现良好的法治秩序;反之，行使不当或一旦滥用，必然会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带来巨大损害。正因为如此，行政强制立法在行政机关与公民权益保护之间的导向选择，就至关重要。

　　鉴于行政强制的性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视行政强制的立法，逐步形成了一套行政强制制度。不过，一直以来对行政强制的立法基本采用的是分散立法，由单行法律、法规对行政强制作出规定。虽然分散立法对规范行政强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一立法模式也给行政强制制度带来了一定的问题，例如设定权不明确、规定缺乏统一、程序规定欠缺，同时实践中滥用强制权的现象突出，当然也存在强制执行难的问题。基于此，全国人大于1999年着手起草行政强制法。行政强制法于2011年6月30日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并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除应对突发事件时行政机关采取应急措施或者临时措施，以及行政机关采取金融业审慎监管措施、进出境货物强制性技术监控措施外，所有的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均应适用行政强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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