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本来想找3个人打药水，找了半天，只有一个人愿意来。”黝黑的曹燕飞无奈地说。愿意揽这份活的是位60岁的男性村民，一上午用机动喷雾器打了56桶水，下午还得接着打。“按桶付钱，每桶4元，他一天能赚两三百元。”曹燕飞说，打药水是为防止小麦患赤霉病，没人打水，小麦很可能发病。

　　曹燕飞和59岁的袁洪兴是当地的种田大户，两人合伙种地230多亩，其中有100亩在光明村。“打药水要人工，种西瓜要人工，摘豌豆同样需要人工。”袁洪兴说，摘豌豆时最多每天要雇佣200多人，但现在人越来越难找了，“种田人越来越少，农民越来越老，光靠机械化，也不行啊”。

　　种地的农民都去哪了?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包汤兵算了一笔账：全村1105户，2475人，有1000多人常年在外，其中近一半出入建筑工地，做木工、泥工、钢筋工等，干的都是力气活。“这些年，我们村每年都有十七八个孩子考上大学，几乎没有回转的，‘农’字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

　　光明村18组村民组长陆冠球也掰着手指头数给记者听：“我们组共98人，正好有一半人在外。经商13人，工地打工21人，企业上班13人，海边养殖2人。”和全村的情况一样，18组留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光明村老支书袁兵今年59岁，是18组种地人中最年轻的。“10年以后，还会有多少人种地?那时候我估计也种不动了。”袁兵说。

　　出去打工的农民还会回来吗?“那些在工地打工的，过了60岁肯定回来，因为工地不会再雇佣他们。回来后他们肯定会种地，只是‘白相相’地休闲种，不会以此为谋生手段。”袁兵说，那些在镇上、城里买了房子的村民，肯定不会回来种地了。

　　陆冠球又掰着手指头数了数：“我们组一共有13个人在汇龙镇(启东市政府所在地)、近海镇、南阳镇买了房子。他们基本上在哪里做生意，就在哪里扎根了。”

　　职业化农民登台亮相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正逐渐离开土地和农业，转变为城市非农劳动者，其余的小部分则转化为新型职业农民。这样的职业农民将保持较低的数量规模，并逐步脱离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总体而言，我国的农民职业化水平仍然非常低。

　　光明村共3900亩耕地，其中1000多亩托管给了5个职业化农民。除了本地的袁洪兴和曹燕飞托管的100亩地外，其余均被来自连云港的外地人托管，均以种粮为主。

　　袁洪兴和曹燕飞原来是附近农场的职工，两人合伙种地10多年。与外地人相比，他们的耕作更精细。“外地人许多时候是粗放型的，大量使用化肥，土地容易板结。我们是轮换使用有机肥和化肥，更注意保护土壤肥力。乡里乡亲的，把土地种坏了会被人家说的，外地人却可以不在乎，拍拍屁股就走人。”袁洪兴说，收成正常的话，每亩每年能赚1500元。10多年的种粮大户，显然已经挣了不少钱，但袁洪兴朴素如常，头发上沾满灰尘，手上满是老茧，似乎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善。

　　“当然有改善了，房子盖得比别人大，家电比别人家齐全……农民还能图啥?”袁洪兴为自己辩解。但他们显然不会理财，手头有多少钱，都是一个糊涂数。每次给农户发租金或工资，也是两人各掏一半，从不记账。

　　“每年最开心的是什么?年底数钱吗?”“数钱?拿到钱就要考虑来年怎么投资，根本没想过存起来或者怎么花。”袁洪兴似乎对挣多少钱没啥感觉，只是一轮又一轮地往土地里投入。开心的事不多，担心的事倒不少。“种地靠天收，什么时候能不操心呢?每年收麦子的时候，我们这里是梅雨;玉米收获时，经常刮台风。”袁洪兴叹了口气，“农民啊，就是劳碌命!”

　　“他们的确挣了点钱，但我真的不羡慕。”包汤兵笑着说，如果他不是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宁愿到企业打工或做做零活，也不愿以种地为生。“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袁洪兴他们还在地里转悠呢。”

　　对于外来户潘广时来说，操心的事更多了。当年为了躲避计划生育管理，他携爱人和女儿到启东种地为生，至今已有15年。托管了1000多亩耕地，其中有600多亩在光明村。“去年在海复镇安东村种的西瓜，长得挺不错，可最后基本上给偷光了，都不知道找谁去理论。”潘广时一脸无奈地说，“原本打算每家每户送两个……今年，我在那里种了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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