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员出国培训的项目中,中组部最为重视的有两个: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新加坡
■出国深造更主要目的是打开地方官员眼界和思路,不少学员在学习期间或毕业不久即被提拔
今年3月31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南大”)为“市长班”学员所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学员娄冰任典礼司仪,范锐平以班长身份代表学员致答谢词。前者职务为贵州省仁怀市市长,后者为湖北省鄂州市市委书记。
就在同一天,南大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正式成立,这意味着负责管理“市长班”的机构已迅速发展,从项目办公室变为更具规模的学院。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如今,共有9200余名中国官员“受训”于南大。据了解,官员出国培训的项目中,中组部最为重视的两个项目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新加坡。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与世界各国间从交流合作到互相学习是必然趋势。”昨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说。
“下南洋”18年学员级别逐渐放宽到县处级
和一般的出国培训不同,中国官员赴新加坡学习是一项正式的官方行为。
据了解,2001年4月,在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和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的见证下,中新两国政府代表在狮城签署《关于中国中高级官员赴新加坡学习交流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从此,两国间干部培训的合作拉开了序幕。
“新加坡的一些大学保留英汉双语教学,在培训中国官员方面是有优势的。”昨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告诉本报记者,《协议》正是在中央认识到加强官员海外培训的重要性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根据《协议》,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先后向南大选派学员,最初学员的级别必须为厅局级,后来逐渐放宽到部分优秀处级干部。而南大相继创立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和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班,就是培训中国官员的主要平台。
其实在协议签署前,就已经有官员“下南洋”受训了,至今有18年历史。
19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要向新加坡学习。随后在同一年,由新加坡外交部出资,南大开始培训中国官员。最初是进行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短期培训,随着培训的不断深入,各方都认为有必要把培训时间延长,于是先后在1998年和2005年针对中国学员增设了学制一年的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和公共管理硕士课程。
南大中国事务处副主任戴世岩说,在中国学员中,约两成为厅局级干部,七成为县处级干部。不少学员在学习期间或毕业不久即被提拔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所以也称其为“市长班”。
毛寿龙告诉记者,除了中组部的培训项目,每年各级政府也会派干部到新加坡进行专题考察、学习,除了市政管理,公积金制度等,也包括媒体管理经验等内容。
要求严、学习苦“学习到凌晨两三点是家常便饭”
“出国学习是一件苦差事,美国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安排的课程不会少。”毛寿龙说。
去年南大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培训班的课程就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创新管理等各门课程。
据知情人透露,黑龙江省去年有30名干部在南大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这些干部都是经过两轮严格考试筛选以及校方的认真审核最终确定的,他们平均年龄37.6岁,当中既有县区主要领导、也有省直和市直部门的处长、局长,都是所在地区或单位的工作骨干。
“一般每天授课时间都在6小时以上,最多的时候达到12小时,再加上频繁的社会实践调研,大量的课后阅读和个人、小组作业,平时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时间安排捉襟见肘,十二点之前宿舍基本没人熄灯,学习到凌晨两三点钟也是家常便饭。”一位曾赴新加坡学习的官员在培训记录中这样写到。
另外,在学习情况考核方面,新加坡的大学要求也非常高。
该官员介绍,南大每门课程结束后都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命题充分体现学科前沿理论同现实世界发展变化的紧密衔接,不久前刚刚发生的国际国内重大新闻事件,很快就可能出现在考题当中,如果缺少对相关知识深刻、准确和熟练的把握,根本不可能顺利通过。”
中国学员在新加坡除上课外,也通过出席国际论坛或招商会、推介会等,对本地区、本部门进行推介,扩大与外界的联系。
南大中国事务处副主任戴世岩表示,通过在新加坡学习,中国学员加深了对新加坡国情及发展模式的认知,也因此结交了更多朋友,这不仅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有益,也对新加坡的长远发展有益。
对于大批干部赴新加坡培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如此解读:我们把新加坡作为领导干部海外培训首选,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新加坡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矛盾,和正在探求的解决办法,正是我们现在遇到或将要遇到的矛盾,我们现在需要用或探索将要用的办法。中美官员互访受训在职省部级干部九成有留洋经历
除了新加坡,美国也是官员海外受训的热门选择。近年来中国官员分批赴美学习,与此同时美国也于近日派遣高官来华受训,国际间学习交流氛围日渐浓郁。
“中美官员的交流除了官方场合的谈判和会晤之外,这种决策者互访、互相学习的活动也非常重要。”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据孙哲介绍,中组部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便陆续派出各级别官员至海外尤其是美国接受有关专业学术机构的中短期培训。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中国官员“哈佛培训计划”。这是历来最大规模的中国官员海外培训计划,将对中国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高产生积极作用。
孙哲说,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订的三方协议,在从2002年起的5年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将为中国培训300名厅局级以上中高级官员。
培训计划事实上是由中组部干部教育局直接推动的。首批奔赴哈佛的49名学员,产生自中组部在全国百余名省部级、厅级干部参加的录取考试,而参加考试的人选又是由各地方组织部门推荐的。最终名单,由三方各派2名代表组成6人评选委员会确定。
想最终获得赴美受训资格还有一些“硬杠杠”: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的英语水平；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工作经验；年龄在45岁以下；地市级或司局级以上国家干部,如果是副部级干部,年龄则可适当放宽。这些人中也有侧重的对象———中青年干部为主,地方干部为主。
据了解,目前在职的省部级干部九成以上有在国外受训的经历,一些省级领导就是在第一批赴哈佛肯尼迪学院受训的中国高级干部之列。
海外培训重“启发”有干部结业后出书论公共管理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表示,虽然国际交流,包括中央、各地组织官员出国考察学习,能了解国外的国会制度、政党制度、文化体制等,但各级党校与各行业的党校才是主要的培训渠道。
“对比国内的培训,海外培训项目的最大特点是多元化和国际性,能给地方官员更多的启发。”毛寿龙说,党校系统负责意识形态方面,行政学院负责管理方面,高校教授人文社科知识,出国深造更主要的是打开眼界和思路。
此外,一些干部在结束国外培训时还根据自身工作结合所学的内容编著成集,其中就有名为《和谐社会的治理之道—————领导者的讲述》一书。
评论人士认为,书中的案例在政府管理和服务的价值、方法、能力等方面作了大量探索和创新,既是对国际经验的学习借鉴,也是参与世界公共治理实践、进行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创新的有益尝试。
“对干部的任用很讲究资历方面的考核,也许留学经历会有加分作用,但主要还是看政绩和是否有合适的机会。”毛寿龙告诉记者。广东全面以新加坡为师
广东探路
30多年来,许多国家都进入了中国的学习视野,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新加坡这样被中国的领导人点名学习,而且其热度至今不减。
广东干部最初学习新加坡,主要体现在市政规划和工业园管理上。“如果我早去(新加坡)一个月,深圳就不是这样了!”深圳早期开发的元勋梁湘在1983年赴新加坡学习考察回来后,大胆提出将城市大道两旁的建筑物统统后退三十米,建造绿化带。而199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苏州工业园则成为中新合作的一大典范,并为遍布全国工业园区建设提供了经验。
经过了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正越来越看重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整体经验,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经验,更包括社会的管理制度。
今年初,广东省组织赴新加坡培训的首个公共管理新加坡研究班学员,在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新加坡学习后正式毕业返粤。该培训班是汪洋在2008年东盟四国行中与新加坡达成的合作之一。而在2009年初公布的《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整改落实方案》明确提出,要借鉴“新加坡等地城市建设、公共交通、社会组织、治安和社区服务等方面的先进管理经验,……建立完善政府行政功能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
其实,自2003年以来,中山市先后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建立合作培训关系,多次选派干部赴新培训；2007年5月,东莞市选送40名正科级干部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培训；2008年,解放思想的号角激荡广东政坛,在这一年的4月份,时任湛江市委书记的徐少华率领湛江党政代表团赴新取经……
回顾中外交流史,中国,这个历史上的“中央之国”,正是以外围为借力点推进重大改革。大约100多年前,来自广东的革命先行者开始“抱团下南洋”,开起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进程,把中国推进入现代历史的发展轨道。如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人的海外学习之旅又悄然跨上新台阶。（周志坤 杨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