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团内部特别是传统社团中，30岁出头的年轻人正成为骨干。娄胜华觉得，由于庇护关系的解体以及教育的影响，新一代更强调民主化和制度化。
许多年轻人更愿意组建独立的新社团。十年来，专业类、学术类社团的比重较回归前都有所增加，尤其代表新一代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学术类社团，从占整个社团总量的4.5%增加到了12.7%。
社团的变化，也反映了整个澳门的改变趋势。“澳门过去是个人情味很浓的小社会，人和人都很熟悉，刚性和制度性的东西很难推开。”娄胜华觉得，现在正是一个过渡阶段，一切正在朝新方向发展。
开拓新空间
在吴志良看来，新一代真正主导澳门社会还需要五到十年，那时他们是否会被传统同化，抑或真正承担起改变澳门的使命，才能一见分晓。
在2009年澳门立法会选举的123名候选人中，年轻化、职业多元化趋势明显，包括商人、公务员、社工、学者、歌手等，甚至有三名大学在校生。他们多代表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的新社团参选。
娄胜华分析说，此次选举中，代表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的“公民监察”组别候选人得票数量可观，虽最终败北，说明这一阶层在澳门仍未成熟，但假以时日，值得期待。
梁维特觉得，社会仍需给新一代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平台。他同时强调，和过去十年一样，澳门的发展仍需来自中央的支持，“还是要看整个国家的走向。”
几个月前还是一片空旷的横琴岛，是中央为澳门未来打开的一个机会。它将是新一代施展身手的舞台，同时也将孕育更为年轻的一代。
从吴志良办公的世贸大厦向北，是密布狭小街道和旧时代建筑的澳门半岛主体。南边是90年代后填海所得的外港新填海区，已被庞大的娱乐场、酒店占据。
吴志良说，新一代澳门人应该有更开阔的眼光和胸怀，不仅要把眼光放在横琴岛、放在新填海区，还要敢于走向内地，走向世界，“在那里有他们更广阔的空间。”
林玉凤：我们这一代受惠于回归
从一群从来没有好好计划跟我们沟通，也因为最起码的语言隔阂，没有能力和我们直接沟通的葡萄牙人手中把澳门接过来。政府官员的座位，从此坐上了懂我们的话语、可以与我们直接沟通，甚至曾经在大排档吃夜宵时与我们打过照面的邻座食客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澳门报道
林玉凤走过来时脚步很快，一边用更快的粤语打着电话。
37岁的林玉凤，年轻时曾是大学辩论队的主力。现在，她是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全国青联常委。
对林玉凤的采访是在澳门大学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办公室中进行的。这大约也隐喻着这一代人今天在澳门的位置：拥有独立的空间，但与整个大厦中最有决定权的办公室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在几个月前的立法会选举中，代表“公民监察”组别参选的林玉凤提出“推动廉洁到私人领域，打破利益垄断，加大政府透明度”，获得了5300多张选票。这个数字比当选的最低线大约少1000张。林玉凤说，我们总算有了开始。
“公民监察”来自2008年成立的论政社团“澳门公民力量”，后者自称代表了澳门十年来新兴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林玉凤任理事长，副理事长是一位30多岁的公职人员。在殖民地时代，这些职位更多地被葡萄牙人所垄断。
林玉凤说，自己是殖民时代与后殖民时代的中间一代，这使得他们身处保守与创新之间。她说，改变总算从我们开始了。
来自潮州的大家庭
我爸妈都是上世纪50年代从潮州到澳门的。那时乡下老家很穷、吃不饱，我爸结婚后第三天就出来了。当时澳门农民很少，他们就在北边的台山种菜，是菜农。
爸妈过来的时候都二十几岁，他们在这里养育了十个儿女，我是老六。因为家里生活很紧张，我上了劳工子弟学校。上中学前，父母曾仔细比较全澳门中学的学费，劳工子弟学校是最便宜的，一学期560元。那时还有濠江中学650元，其他都要七八百块，甚至1000多。我就毫不犹豫地进了劳工子弟学校。
在80年代的澳门，华人的生活基本都在一个水平。虽然也有比较有钱的，可是极少，大家都很穷。我们家也就是温饱。我读初一时一共有五个班，每个班最少50人。初中毕业时全年级就剩下80人了，走掉一大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