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高中毕业后本来要去工作的，还进了一家地产公司当秘书。因为读不了大学，经常躲在家里哭。当时家里没人读过大学，我们那一片邻里中，只听说有三个读大学。我和爸妈说好，自己打工读书，毕业后供养五个弟妹读大学。后来，他们都上了大学。
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在我这里出现了一个分野：我哥是做生意的，姐姐们做女工，结婚后成了家庭主妇。但是弟弟妹妹们大多是专业人士，做设计，做志愿者，职业都很丰富。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许多看法也不一样。
说实话，我们这代人在回归之前对于“中国”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虽然老家大多在内地，但是感觉联系很少。
爸妈会经常讲起他们在老家的事情。我爸因为饿去偷番薯，给人抓到打得很厉害。当时，内地人对我来讲总是很狼狈的印象。我家离边界很近，很多偷渡过来的人都很惨，我爸就给他们一碗粥，让他们洗澡换衣服，能帮几个就帮几个。
80年代末开始，香港、澳门关于内地的消息一下多了起来。我们突然发现，原来和内地联系是这样紧密。而且1988年《中葡联合声明》已经出来了。
我突然间很有激情，觉得自己不仅要了解澳门，也要了解内地。
回归让上大学容易了
1990年高中毕业旅行，我第一次去了北京。出发前爸妈告诉我不要随便说话，还说宾馆可能没有热水洗澡---那是他们年轻时仅有的经验。我到北京住在一个叫牡丹园宾馆的地方，周围还都是泥路。我感觉虽然和港澳比有距离，但内地并没有那么差。
北京真是一个很伟大的首都。那时是9月，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人们也不像大家说的那样保守，感觉已经很开放。
这次旅行让我起了个念头，我要去内地读书。等到1995年，这个机会真的来了。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受惠于回归的。过去在澳门上大学很贵，要2万元一年，上大学的名额并不紧缺，但大家念不起。
澳门要回归了，根据中葡之间的约定，要发展本地人才。澳门大学本来是私立的，1988年《中葡联合声明》生效后就被澳门政府掌握，然后就有很多奖学金，机会一下多了起来。
从我高中毕业时起，澳门上大学开始变得容易、便宜。我三姐读书很好，从小到大数学都特别优秀，可是下边还有很多弟妹，学费又贵，他们只好出来工作，帮忙养家。他们的同学都很少有上初中的。而回归之后，开始15年免费教育，上大学更容易了。
大学本身也发生了变化。澳门大学以前学科很少，从我上大学那年开始有了传播学，当时叫中文系。我进来那一年还多了很多学科，包括公共行政这些社会管理的课程。
到了1995年，内地高校向港澳学生开放。第一年人民大学在澳门招了一名硕士、一名博士。我就是那个硕士。到了人大，好多人听说来了个澳门人，都跑来看我。
那时的北京，虽然和我们邻近的广东还有些不同，但在学校里讨论的气氛很热烈，大家都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和主张。
其实我也可以到香港或者国外读硕士，但是我一直想要了解祖国。
在人大我觉得生活非常有趣。比如“马克思理论”课，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拿到优。这门课程对我来说很新鲜，觉得很有趣。
澳门开始与我有关
1998年读完硕士我没有继续念书，因为回归要来了，我觉得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进入大学当了老师，也同时在新闻机构工作，还自己创办了杂志。
回归的十年，我的生活水准在提高，个人也在成长。我一直在升职：从助教到现在的助理教授，还读了博士。对我来说，生活天天在变好。
我能感觉到，一个比较实在的事实是，人们对澳门的关心程度不一样了。
以前电视里讲政府，都是葡萄牙人，觉得那些是外国人的事情。那时做新闻不会葡文，政府里很多内幕消息就无法了解。回归以后，葡人的优势没有了。
现在大家对很多事情都很关心。不了解的人会觉得，对政府的批评似乎不少，那是因为都是自己人，与我有关。
我曾形容说，回归是从一群从来没有好好计划跟我们沟通，也因为最起码的语言隔阂，没有能力和我们直接沟通的葡萄牙人手中把澳门接过来。政府官员的座位，从此坐上了懂我们的话语、可以与我们直接沟通，甚至曾经在大排档吃夜宵时与我们打过照面的邻座食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