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官员升迁与GDP之间具有刚性关联，因为不同的例子屡见不鲜，但是四川当地政府直接负责替富士康招工，形同其人力资源部，则诚如所言，是官员谋取自身升迁的动力使然，这从承诺税收优惠的举动可以看得很清楚。税收优惠绝不可能是一两年，先免后减搞下来，现任领导差不多也该到期了，根本享受不到税收增长的实惠和乐趣。归根结底，把500强之类企业招进来，这就是能力的体现，至于当地民众是否受惠，环境评价如何，这都不在领导的考虑之内。当然谁也不敢肯定，大规模招商过程中没有自肥机会。
当地政府为了完成对企业的一项承诺，不惜牺牲底层公务员的利益，这固然是自食决策粗疏的后果，而公务员进场不久又退出，又表明当地政府解决问题的思路，还停留在明显偏低的“糊弄”的层次上，甚至不妨说是某种欺骗手段。既然工资水平满足不了当地民众的要求，那么唯一出路就是对症下药，靠糊弄必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不能不说，既定官员任免机制下，道德、决策、执行等方面都还有相当可观的提升空间。
一个看似美妙无比的招商引资项目，提供了多角度反思的素材，而种种教训绝非四川一地独有。要想避免类似尴尬处境，就要尽快推行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