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点：有偿新闻背后的问题(2)

　　“车马费”需要严查，需要内部管制，但不要幻想短期内能解决。舆论不必过于拔高“媒体清廉化”的社会预期。目前媒体领域要解决的还有许多同样迫切的问题，比如，规范虚假广告，查处虚假与夸大新闻，新闻记者权利的保障，记者的生存权，记者能力培养，等等。饭要一口口吃，中国媒体的全面提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对中国媒体的发展有警醒作用，在软文、车马费等问题上，欧美媒体的确比中国自律。但整个报道也试图“全面否定”中国媒体的国际公信力，这在整个中国软实力崛起的背景下，不排除有一定因素的媒体国际化竞争的战略目的。所以，不必把这篇报道捧得过高，欧美媒体同样存在着他们那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这些年，中国媒体在进步，从报道能力、多元化到国际视野、话语体系等与过去相比都有质的飞跃。当然还有许多需要提升的空间。新闻腐败是恶劣的现象，客观地讲，这也是整个中国社会急切需要扭转的“腐化趋势”的一个折射。如果非得比腐败程度，与官场、企业、教育甚至学术界相比，媒体领域并不是中国社会腐败最糟糕的领域，甚至相对还是较为“清廉”的领域。当然，我们绝不能为“媒体腐败”辩护，媒体人应当成为社会进步的先驱者。(王文 资深媒体人)

　　张志安：有偿新闻背后的权力与资本

　　把问题归咎于体制是容易的，但是胡舒立的话还是振聋发聩的：正直是一种品质。不正直不需要借口，正直需要勇气和毅力

　　实际上，中国媒体的问题岂止是红包与有偿新闻。目前，媒体腐败主要通过权力与市场两种方式呈现。国字头旗号或具有行政背景的媒体在进行权力寻租的时候会拥有更大的便利。有两种方式。其一，一些行业性报纸的地方记者站利用其背后的权力资源对地方政府、地方企业进行负面报道。报道的目的不是为了公开或监督，而是通过向对方呈现负面报道来暗示对方给钱。给钱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征订几千份报纸，订报款大约几十万;或者直接给广告费，地方记者站的记者则有提成。相关人士指出，这种所谓行业性机关报的地方记者站较多地在某经济发达省区做敲诈式营销，以此为业的记者或通讯员有近200人。这个领域许多的腐败案件都已被曝光，不难发现个别报社是默许甚至鼓励记者进行发行与广告的创收。当对方诉诸法律时，报社往往与记者个人切割，说这是个人行为，于是，记者成为牺牲品。

　　这些依托于某一个部委的报刊，它们存在的基本目的是行业性的宣传，基本没有市场，订阅率极低。对这些报纸而言，广告营销非常难，只能依托于权力的背景，靠对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监督报道来进行牟利、赚钱。在过去的十年，有一些国字头旗号的地方记者站出现了一些变化，他们的报纸本身不再有影响力，但是他们可以有效地借助互联网，也就是跟门户网站建立合作关系。作的报道发在自己报纸的小网站上，然后快速地被门户网站转载，扩大影响、制造舆论。这在客观上就为发行量只有几万甚至只有几千的报纸，制造了威慑力，某沿海省份的县级政府宣传部门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更加主流的媒体依靠其权力资源、行政背景，进行舆情监测服务或者以内参的形式给地方政府、地方企业施加压力，然后以网络广告、正面报道的方式来创收。从表面的合同看，没有问题，只有在了解整个运转过程之后才能发现，这样的业务是依托于负面报道来达成的。这样做无疑是突破了媒体的伦理底线，只是难以拿到证据。

　　有偿新闻除了通过权力的管道，还有很多是资本的逻辑在作怪。这类腐败主要依托于媒体背后的市场资源，甚少有行政资源的色彩。市场化报刊或商业性网站，其背后的市场盈利的导向，使得它们在过度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丧失底线。

　　另外，一些小的都市报，它们会有一个广告客户保护的名单，但凡上了名单的企业，负面新闻就会被自动屏蔽。即使是一些特别主流的都市报，一些特别大的广告客户，比如垄断国企、地方强势房地产企业等，要见到它们的负面新闻也很难。还有就是《纽约时报》报道中提到的软文，这在比较有影响力的杂志也是普遍存在，对公众来说是混淆了新闻与广告的概念。这种由市场所带来的“有偿新闻”，目前也蔓延到了门户网站和区域性的新闻网站，特别是后者通过外包的方式纵容这种违背新闻伦理进行寻租。由市场化带来的新闻腐败，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微博上不断见到各类企业家抱怨被媒体勒索的经历。

　　新闻学者孙旭培所说，“腐败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确切地讲“有偿新闻”已经成为很多媒体的生存方式。现实中，许多中国媒体也是分裂的，一方面为了生存游走在新闻腐败的灰色地带，另一方面又不失新闻理想为了公共利益追问真相。把问题归咎于体制是容易的，但是胡舒立的话还是振聋发聩的：正直是一种品质。不正直不需要借口，正直需要勇气和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