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市交通委提出征收拥堵费，引发广泛关注。随着城市交通矛盾升级，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日趋陷入“堵城”困境，多地传出研究拥堵费征收。

　　政府有收费冲动，公众却陷入闻“费”色变的焦虑之中。公共政策制定，有无征求民意、吸纳公众智慧?收了费，是否就能空气清新、道路畅通?如果收费成效不明显，比起优先收费，是否还有更紧要的问题需要优先解决?

　　从限牌、限行到收费，职能部门多是“一锤定音”

　　9月2日，北京市发布“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征收交通拥堵费提上日程。收费治堵的决策方式，引发诸多争议讨论。

　　赞成者认为，作为拥有超过530万辆汽车的首都，拥堵收费能够降低车辆使用强度，缓解交通拥堵。但更多人陷入一种“收费焦虑”.导致拥堵的到底是什么原因?收费又能起多大作用?如果作用不大，收费的依据又不能公开透明，收费可能沦为自肥的工具。

　　早在2010年，面对日益严峻的“堵势”,就有广州市政协委员提议征收拥堵费;为此广州市交委多次提出要对收费进行调研，但频频引发舆论强烈反对。至今，广州尚无收费时间表。

　　全民为拥堵交费买单，地方政府部门不因管理和规划过失担责，反而因此得到收费奖励。难道还要鼓励政府不作为、乱收费?这是很多广州市民反对的重要原因。

　　十多年来，国内“以卡为主”的治堵政策不断出台，如今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全部实施了限购政策，很多购车者只能望“牌”兴叹;在控制车辆使用方面，不少城市不同强度实施了限行、限外等措施;提高停车费、加大外牌交通执法等各种市场、行政治堵措施也并不少见。

　　但记者梳理发现，多年来，从限牌到限号等治堵政策出台，听取社会意见、公开制定过程的少，政府职能部门一锤定音、迅雷行动的多，走听证程序的更是凤毛麟角，仅有广州“限外”措施进行了听证。

　　专家指出，收取拥堵费这样针对长期过程的治堵措施，几乎涉及所有交通参与者。该不该、能不能收，理应公开制定政策，充分听取吸纳民意，让政策制定部门和市民都充分参与讨论，把问题想细、想透、想清楚。如果政府“拍脑袋”定政策，程序有疏漏，公众难免有意见。构合理、管理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管理制度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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