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蒂亚·森把能力看做发展自由的关键，自由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能力。发展不是资本的垄断，而是全民的权利。发展指向的不仅是效率和利益的提高，更为根本的是广大民众的参与和分享，是底层人群的选择能力和社会机会。

　　关注贫困人群、弱势群体，就应努力帮助他们培育、积累、开发发展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贫困地区的阴影依然令我们触目惊心，扶贫攻坚的工程也远没有画上句号。还有日益凸显的收入分配差距、财产所得差距及其背后的权利保障差距，亟待去加速消解。加大教育投入，求解教育公平，实现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均等化，还需要加快脚步。

　　近年来为什么“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地方再度抬头?一个重要缘由是城乡教育资源失衡导致不公平竞争，青年人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高考不再被农村学生视为改变命运的途径。底层人群的社会资本尤其稀缺。

　　在原子化、陌生化、泡沫化的警醒中，如何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去逐步发育多元、健康的专业合作和社会组织，引导普通民众在自主发展的起点上，在契约社会的选择中，在多元利益的协调中，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进程?还需有新的破题和深的推进。

　　拓展企业自由竞争的空间，是发展自由张扬的市场根基。

　　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它所意味的，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企业经营的自由竞争和普通民众的自由创新。

　　显然，简政放权，解决政府对经济主体的过度干预是当前改革的紧迫课题，这就是国务院领导提出的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政府主导型经济中的“错装”现象，已经成为企业的不能承受之重。

　　行政审批中的过多过滥，转移支付中的跑部钱进，政府投资中的浪费低效，财政补贴中的无度倾斜，资源垄断中的公平遮蔽，权力干预中的寻租腐败，已经到了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整治的时候。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同时，也应看到另一种现象：有不少企业已经形成对地方保护的成长依赖，形成与政府倾斜的畸形互动。它们无视财富伦理，罔顾市场法则，拿准一些地方政府形象偏好和政绩导向的“软肋”，更多地在借助权力之手享受“低价圈地”的“政策优惠”，更多地以产业包装套取“产业扶持”的“投机效益”。

　　一边是官员曲意逢迎，亦步亦趋，一边是资本强势登陆，予取予求。听一听无锡尚德的警钟为谁敲响，看一看新余赛维的危机怎样化解，我们就可略窥其中的奥秘。

　　从经济增长走向经济发展，从经济转型推进社会转型，从经济自由深化发展自由，我们在改革的前行中应有更开阔的思路和更执着的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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