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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地方政府对土地的需求急速膨胀，征地速度逐年攀升，这不难从每年庞大的全国土地出让金数额中可看出。农村土地征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但现阶段，因征地过程引发的各类农民维权事件层出不穷，需引起关注。仅2013年3~4月份，8天之内，河南中牟、湖北巴东、四川西昌便相继发生3起农民被碾死的恶性事件，均与企业入村拆迁补偿、土地征用等原因有关。在城镇化的大旗下，一些地方兴起了大干快上之风，土地征用速度加快，各类建设项目纷纷上马，其背后也隐藏了诸多诱发维权事件产生的隐患。

　　[原因]

　　其一，对征地补偿标准不满意。目前，对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范围主要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构成。各地对土地征用的补偿安置标准主要是套用国家标准进行补偿，补偿费普遍较低。 此外，被征地的土地使用属性不同，如商业用地、绿化带用地、工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等，带来的补偿标准也不同，以至于同一块地段，同一类附作物，补偿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极易引起相邻区域农民的攀比和不满。

　　其二，对征地方式方法不满意。征地过程本应是一种市场和法律行为而不应是单一的政府行政行为。我国因土地产权的属性差异将征地过程直接演变成单方面的政府行政行为，即由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直接介入征地活动，补偿标准与方式均由政府决定，这就使得农民在征地中处于比较被动的位置，讨价还价的理由和空间均受到限制。当农民和政府或开发商就补偿、安置等问题无法达成协议，申请政府或职能部门协调裁决时，由于政府或职能部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双重身份，自身的中立性和公信力均面临信任危机，反而成为冲突的直接对象。 此外，在征地过程中，由于标准不明细，一些基层干部工作随意性较大，容易诱发部分农户产生“爱哭的孩子有奶喝”的心理，形成不良的漫天要价风气，甚至成为钉子户，增加了征地的难度。无奈之下，政府只能组织执法队伍加强执法，诱发农户更大的抵触和不满，进而引发维权事件的产生。

　　其三，对安置补偿方式不满意。当前对被征地农户的补偿主要是采取一次性的货币补偿方式，缺乏相应的其他配套安置方式，被征地农户以后的许多年甚至一辈子，就靠这点土地补偿费，有限的土地补偿金往往不能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 地方政府在大量征地的同时，既没有把农民变成市民，也没有解决后续的社保问题，导致被征地的农户随时都可能变成“无工作、无收入、无保障”的三无人员已成为当前征地过程中的通病。失地农民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缺乏非农业技能，进城就业面临诸多限制。随着东部主要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吸纳农民工就业主力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将不断地被剥离分流出去，客观上又加剧了失地农民的就业难度，使得这部分群体不断地被边缘化，进没有出路，退没有后路，长期的利益被剥夺，会诱发更强的不公平心理进而容易演变成各类维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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