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困难时期，一些单位出于现实生活困难和改善干部职工福利的考虑，搞起了后勤基地。后来，在改革开放和物质生活走向富裕的过程中，一些后勤基地没有被撤销，反而条件越来越好，规模越来越大。甚至，一些过去没有基地的地方部门和基层单位，也以改善职工福利的名义，逐渐建设起一些后勤基地。

　　同样，以干部福利的名义，需要加强培训，就建培训中心，以培训的名义增加类似招待所、宾馆一样的设施。需要增加疗养，就选择一些风景名胜区建疗养中心，使得“接待”的触角延伸到了风景优美的地方。而说到职工生活福利，就选择一些郊区和农业县建后勤农场，此后，逢年过节，迎来送往，都有来自专用农场的各种新鲜蔬菜和禽蛋肉奶。

　　这些，就是媒体曝光的牡丹江地税系统出现“奢靡农场和山庄”的社会背景。谁也不能说这样的曝光不对，但就其揭示问题的普遍性而言，却应该引起更多反思。近来，在“八项规定”和停建政府部门办公、培训场所的禁令之下，公众舆论普遍对各级党政机关厉行勤俭节约作风有更高、更新的期待。而在“干部职工福利”标签包裹之下的蔬菜、肉奶特供的后勤农场体制以及休养、培训体制，是否应该进一步加强监督和约束?这是牡丹江地税系统“奢靡农场”事件给社会提出的新问题。毕竟，在勤俭节约和改进干部作风的阳光之下，不应该存在不受监督的神经末梢，同时，如何让后勤基地、度假中心变得“有规矩、不乱来”，如何对其进行社会化、市场化改造，甚至有序、逐步地取消，是一个需要严肃面对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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