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政富事件”毫无疑问是今年网络反腐的里程碑事件，随着新闻调查的深入，“性贿赂”，成为该事件发展中最为核心和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

　　正如那句俗语——“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无论古今中外，权色交易都在所难免。《左传·昭公十四年》中，记载了邢侯因叔鱼收受雍子提供的美色贿赂而将二人定罪处死的案例，《唐律·职制篇》和《清律》中也有将官员娶当事人的妻妾女规定为犯罪并加重处罚的法条。

　　在国外，也不乏“性贿赂”的案例，他们有无成熟的治理经验可供借鉴?

　　“性贿赂”入罪仍有较多争议

　　多数国家不将性贿赂入罪，是不希望以“对性贿赂这一行为感性的道德谴责替代刑事立法的理性思考”。虽然法律无法治理性贿赂，但通过对权力的监督，官员的性丑闻终究无法隐藏。

　　性贿赂可谓各类腐败案件中最夺人眼球，也最令当事人声名狼藉的一种。与其他形式的腐败案件相比，性贿赂不仅同样导致公权力滥用，还将极大动摇政府威信、败坏官场风气，同时还会引起公众的强烈愤慨。根据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的调查，69.9%的公众认为权色交易现象严重，84.7%的公众认为应该增加“性贿赂罪”。

　　无需赘言，在打击性贿赂问题上，全球各国政府都是不遗余力的。但和许多人猜想的不同，“性贿赂入罪”并非国际主流观点，更贴切地讲，在性贿赂是否入罪上，还存在许多争议和讨论。目前除了日本外，尚无发达国家将“性贿赂罪”明文列为法条。

　　由于性贿赂属于“非财产性利益贿赂”，正如著名法学家马克昌教授所言——“性贿赂入罪，内涵不确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都有困难”。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方鹏博士随后将之归结为“三难”：一是认定难，难以证明女性和官员发生性关系时，是否有谋取利益的意图;二是定罪难，性行为难以量化，比如是以发生性关系的总量为参考值，还是以与多少人发生过性关系为参考值，都难以实际操作;三是如果官员和女性的确是有真感情才发生性关系，无论是否道德，则都难以定罪量刑，而这一点又恰恰十分难以验证。

　　正因此，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公职人员接受的“不正当利益”主要是指“具有货币价值的物品”，并不包括性贿赂。在美国的《联邦贿赂法》、《禁止利用暴力胁迫妨碍通商法》、《联邦交通法》、《不正当敛财及不正当犯罪组织法》中，贿赂的内容被定义为“任何有价之物”，没有任何一个判例和解释认为性贿赂是可以包括在内的。在香港的《防止贿赂条例》中，贿赂内容为认定为“利益”，即“1.佣金、礼物、贷款;2.茶钱，利是;3.金币”。此前，在国内一些媒体报道中，多有“世界各国已普遍将性贿赂入罪”的说法，是不严谨的。

　　真正将性贿赂入罪，并且有判例支撑的国家，是日本。在这个政治家对风尘女子多有偏爱的国家中，性贿赂被《日本刑法》第197条纳入打击范围，该条规定“公务员或仲裁人关于职务上的事情，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的是受贿罪”。从日本的司法实践看，对于贿赂的定义十分宽泛，包括：“满足人们需求、欲望的一切利益”、“艺妓的表演艺术”、“男女间的交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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