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之路在何方

　　孟凡业还记得，在他初到北京时，正值2008年奥运会，蓝色的天空与全民高涨的奥运热情一样令人振奋。他脑中保存着彼时北京蓝天白云的清晰画面。但这幅图景需要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公开资料显示，为实现奥运期间空气质量达标的承诺，中国政府对公共交通、废物处理、绿色植被等20个关键环境领域进行了治理，综合投入高达170亿美元，接近北京市当年财政收入的70%。2008年，北京的蓝天天数从2000年的少于180天增加到274天。

　　时隔5年，如今的环境治理却面临着研究不足和缺乏政策支持的双重窘境。

　　阚海东说，“中国的基础性数据不足，无法做到全面、客观、公正的空气污染疾病负担研究。因为关于霾的研究是最近一两年才开始的，而基础性数据的采集可能需要10~15年的时间。”

　　王建生提供的数字也证明了研究之路任重而道远。尽管我国已将PM2.5纳入常规监测范围，但现在仍然无法做到所有监测站点的设备全覆盖。“目前只有163个城市的884个站点能够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发布大气监测结果。”

　　在王建生看来，系统的治理政策和良好的机制建立更为急迫。“2008年，环保部成立时，在‘三定’方案里并没有将环境健康的管理纳入职能当中。后来在机构设置中，科技标准司下设了‘半个健康处’。”之所以叫“半个处”，王建生解释说，是因为这个“处”负责环境健康管理和气候变化两方面，而负责前者的人事配置只有一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环境健康问题在环保工作中所处的位置。”

　　据他介绍，在韩国，环保部下设环境健康司，并颁布了《环境与健康法》;美国、日本的环保部门有多个副司局级的单位负责环境健康工作。

　　王建生强调，环境与健康问题是一项跨领域的综合性工作，涉及相关部门较多，部门间协作应对必需责、权、利分明。但现状是，2007年刚刚颁布的由18个部委局共同签署的《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面临政策协调的尴尬情景。王建生说，既然叫“国家行动计划”，本应有两个含义：一是要解决各部委职能交叉或空白造成的现有问题无人管、管不好现象，形成统一行动态势;二是要有落实措施，即各部门不仅要在机构“三定”职能内有所作为，而且要在面对环境与健康这一“新问题”时形成配套的协调行动。但是，在这样服务国家全局利益、需要相关部门形成新的配合格局的文件中，相关部门却都是在原有职能内各司其职，缺乏统筹。

　　在这种环境与健康工作缺乏国家统筹管理和协调机制的情况下，王建生表示，环境与健康工作未纳入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规划，监管机制无法建立，该项工作难以在地方层面推动，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环境与健康调查工作态度消极，甚至抵触的情况。

　　环境与健康管理虽然涉及面广泛，但发达国家经验证明，明确业务范围后由单一部门负责管理，能保证工作统筹进行。如日本的机构职能划分中明确了由环境省负责公害病的相关科研、损害鉴定和赔偿，这就使各方面力量都能在环境省的统筹管理下完成业务范围和工作目标明晰、经费和人员保障到位的常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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